司马光老了以后怎么了（砸缸救人的司马光后来怎么样了）

尚书张存主动提出将女儿许配给司马光。1047年，司马光写了《上庞枢密论贝州事宜书》，为尽快平息起义给庞籍献计献策。上奏疏170余份，成功帮助太子成为储君。王安石颁发"青苗法"，司马光表示不同意见，他认为县官靠权柄放钱收息，要比平民放贷收息危害更大，因此强烈反对。随后皇太后正式拜司马光为宰相，当政期间废除免役法、青苗法和将官法，尽罢新法。

司马光砸缸救人

有一次，司马光跟小伙伴们在后院里玩耍，有个小孩爬到大缸上玩，失足掉到缸里的水中。别的孩子们一见出了事，放弃他都跑了，司马光却急中生智，从地上捡起一块大石头，使劲向水缸击去。水涌出来，小孩也得救了。小小的司马光遇事沉着冷静，聪明机灵，从小就是一副小大人模样。这件偶然的事件使小司马光震动京洛，东京和洛阳有人把这件事画成图画，教导小孩子要见义勇为，被人们广泛流传。

得救后的孩子很感激司马光，得到了一个圆满的大结局，故事就到此结束。可是谁知道这个被救的男孩是谁？其实这位男孩名叫上官尚光，后来也成为一名官员只是仕途不顺利转而回到了家乡光山，在家乡成为了一名教书先生。上官尚光是一位懂得感恩的人，在被救后他的家人先是给司马家送去了不少的礼品表示感谢，而上官尚光也是不断的在邻里之间宣传，后来进入官场又给自己的同僚宣传，甚至是在仕途失意的时候回到家乡成为教书先生还在给自己的学生宣传，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这个名叫司马光的孩子，这也为司马光的仕途增添了不少光环。

上官尚光的家族人口兴旺，为了感谢司马光对其的救命之恩甚至将其的事迹写了自家的族谱，还为其修建了感恩亭，要让上官家的后人铭记司马光的恩情，世代相传。时光飞逝到了现如今，上官尚光修建的感恩亭子依旧矗立在光山，也算一直在被纪念。

河南光山感恩亭

天圣九年(1031年) ，11岁的司马光随父亲司马池从东京出发，一路经洛阳、潼关、宝鸡，过秦岭，前往四川广元，出任利州转运使，在栈道上遇着巨蟒，他沉着冷静地手持利剑，扎进巨蟒的尾巴上，使巨蟒疼痛得一震，滚下了深不可测的栈道下边。

由此也可见司马光从小就遇事沉着冷静，七岁砸缸救同伴也就不足为奇了。

司马光既诚实聪明，又十分懂事，深得父亲喜爱。同时，每逢出游或和同僚密友交谈，司马池总好把他带在身边。耳濡目染，使司马光不论在知识方面，还是见识方面，都"凛然如成人"。好多当时的大臣、名士，都很赏识司马光。 尚书张存主动提出将女儿许配给司马光。担任过副宰相的庞籍在司马池死后，把司马光当成自己儿子一样培养、教育。司马池辗转河南、陕西、四川各地为官，始终把司马光带在身边。所以，司马光在十五岁以前就跟随父亲走过好多地方，在这些地方访古探奇，赋诗题壁，领略风土人情，极大地丰富了司马光的社会知识。

司马光父亲的言传身教

宝元元年(1038年)，司马光二十岁，他参加了会试，一举高中进士甲科，从此步入仕林，初任华州(今陕西华县)判官。此时司马池正任同州(今陕西大荔)知州，两地相距较近，司马光经常前往探望父母。在同州他结识了同科进士石昌言，石早有才名，在同州当推官，虽比司马光大二十多岁，但两人很谈得来，经常在一起交流学问，谈古访今，成为忘年之交。

司马光中举

1039年，司马光代父草拟《论两浙不宜添置弓手状》，从各方面阐述添置弓手增设武官的利弊。

1041年，丁忧期间，司马光写下《十哲论》、《四豪论》、《贾生论》，对一些古人古事，根据自己的见解和感受，提出见解。

1044年，司马光权知丰城县事。"政声赫然"。工作之余他写下《机权论》、《才德论》、《廉颇论》、《应侯罢武安君兵》、《项羽诛韩生》、《汉高祖斩丁公》、《甘罗》、《范睢》、《秦坑赵军》等几十篇论文。

1047年，司马光写了《上庞枢密论贝州事宜书》，为尽快平息起义给庞籍献计献策。具体建议"以计破"，威胁利诱并用，进行分化瓦解，只诛"首恶"，余皆不问。

司马光多次进言献策

1051年，司马光任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并撰写了《古文孝经指解》一文。

1056年，司马光连写三封《请建储副或进用宗室》，建议仁宗皇帝立储君，无果。

1061年，司马光修起居注。五次辞官无果。后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上奏疏170余份，成功帮助太子成为储君。上书《论宴饮状》，恳请皇帝为民着想，悉罢饮宴。上书《言遗赐札子》，反对朝廷不顾国家实际，厚赏群臣。

1063年，司马光《上皇太后疏》、《上皇帝疏》，力陈国家当务之急应君民同心、内外协力的道理。上《两宫疏》，指出:"金堤千里，溃于蚁穴;白璧之瑕，易离难合。"皇帝没有太后支持"无以君天下"，太后离开皇帝"无以安天下"。在奏章中，讲历史，摆利害，晓明大义，从全局出发，苦苦相劝，终于使太后和英宗的矛盾趋于缓和。

司马光上《论财利疏》"农民苦身劳力，粗衣粗食，还要向政府交纳各种赋税，负担各种劳役。收成好的年代，卖掉粮食以供官家盘剥，遇到凶年则流离失所，甚至冻饿而死"发出了关心人民疾苦，减轻人民负担的呼声。

1064年，司马光上奏《乞罢陕西义勇札子》，他认为当时在边防组织"义勇"使百姓"骨肉流离，田园荡尽"，给百姓带来无穷苦难，希望朝廷审察利害。特罢此事。朝廷不予采纳后面见英宗指出防边必须从将帅军政着手，一味拉夫凑数，只能是"徒有惊扰，而实无所用"。此事拟议已久，难以更改。他又连上六疏，并和宰相韩琦进行辩论，谏言失败后，司马光连上五状，要求降黜。

司马光与宰相韩琦进行辩论

1066年，司马光将《通志》(以《史记》为主，编成《周纪》5卷，《秦纪》3卷，共8卷)进呈英宗。这部书的时间是从烈王二十三年，韩、赵、魏三家分封起，到秦二世三年，秦朝灭亡为止。英宗看后大为赞赏，并给司马光二条明确指示，一是接续《通志》往下编修，二是决定设立书局，并由司马光自择官属，作为自己的助手。

司马光通志残稿

1069年，宋神宗赵顼重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在思想上，王安石主张开源，司马光主张节流。王安石颁发"青苗法"，司马光表示不同意见，他认为县官靠权柄放钱收息，要比平民放贷收息危害更大，因此强烈反对。

新旧党争

1070年，司马光以"不通财务"、"不习军旅"为由，坚决推辞枢密副使官职，连上五封札子，自请离京，后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现陕西省西安市)。

1071年，司马光愤然上疏为好友范镇鸣不平，并请求任职西京留司御史台，自己退居洛阳，绝口不论政事，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通鉴》，时间长达15年。

资治通鉴

1084年，《资治通鉴》全部修完，进给神宗皇帝。皇帝在每编首尾都盖上了皇帝的睿思殿图章，以其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赐书名《资治通鉴》，并亲为写序。神宗降诏奖谕司马光，说他"博学多闻，贯穿今古，上自晚周，下迄五代，成一家之书，褒贬去取，有所据依"。并赏与银、绢、衣和马，擢升司马光资政殿学士。

宋版资治通鉴

1085年，司马光上《乞开言路札子》，建议"广开言路"。奏疏《修心治国之要札子》，重点谈用人赏罚问题，提出保甲法、免役法和将兵法是"病民伤国，有害无益"。

司马光上《请革弊札子》，又在《请更新新法札子》中，把新法比之为毒药，请求立即采取措施，全部"更新"。废除了保甲法，又废除了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马法。随后皇太后正式拜司马光为宰相，当政期间废除免役法、青苗法和将官法，尽罢新法。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司马光在第二次回朝为相期间，辑录《国语》的精要，编成《徽言》一书。又将《历年图》和《百官公卿表》增补、总辑为《稽古录》一书，形成一部"略存体要''的简明通史，又负责将《资治通鉴》进行了最后的校定。

元佑元年(1086年)九月初一 ，司马光因病逝世，享年六十八岁，获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宋哲宗赐碑名为"忠清粹德"。京城罢市人们纷纷前往凭吊祭奠，怀念他。

司马光个人简历

绍圣元年(1094年)，章惇为相，削除司马光的赠谥，毁坏所赐碑。

绍圣四年(1097年)，再贬为清海军节度副使，又追贬朱崖军司户参军。

元符三年(1102年)，追复太子太保。

崇宁二年(1103年)，蔡京为相，再次追降左光禄大夫，旋即除名，将司马光等称为"元佑党人"，刻元佑党人碑，禁止元佑学术。

宋代元佑党人碑文

大观年间，追复太子太保。

靖康元年(1126年)，赠太师，再次赐谥。宋高宗建炎年间，配享哲宗庙廷。

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理宗图二十四功臣神像于昭勋阁，司马光位列其中。

司马光

咸淳年间，从祀于孔庙。

明嘉靖年间，从祀时称"先儒司马子"。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司马光与历代功臣四十人从祀历代帝王庙。

司马光为人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忠于君王、取信于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做事有法度，言行符合礼节。司马光淡泊名利，精通学问。不喜佛教、道教。一辈子粗茶淡饭。但是为人执拗迂腐，过于坚持原则。对西夏、辽国采取割地忍让政策，属于保守主和派，曾上书《上哲宗乞还西夏六寨》。

宋朝归还西夏六寨

司马光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士大夫保守派思想的典型代表。但是在新旧党争时，国家发展思路问题沦为意气及权位之争、不再着重于国政运转。另外将神宗朝时浴血奋战得到的西部州郡，无偿送还给西夏。满足了西夏对祖宗五州之地的要求，但却激发了西夏的狂妄野心，看清了宋朝的虚弱无能，导致西北战略纵深不足以支撑西夏铁鹞子快速突击时宋军的准备工作，使不少当地番部对大宋轻视蔑视，大宋的这一赠土举动可谓是跌破眼球，在政治上可以说相当幼稚，司马光在政敌眼中估计已经是宋奸无疑。

司马光是个宋朝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却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战略家。这也是被程朱理学阉割后的传统儒学熏陶下的典型代表，可以吟诗作画，臧否人物，以和为贵，中庸治国，却无法保全宗庙社稷，无法提出适当的治国方略。国势衰微之际仍然坚持宗法及伦理纲常治国，尽罢新法后却提不出有效的治国政策方针。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不应该如此迂腐顽固，意气用事，可以说司马光为人不错，符合儒家圣人的形象，但是在宋朝地处群狼环伺的不利国际地缘政治局面下，对西夏心存幻想，对内没有宰相心胸去实施对帝国有利的政策，相当脑残。

可以说司马光愧对其父的教诲，愧对帝国皇太后和百姓的殷殷期望。使得宋朝在财政恶化，吏治顽疾，国防军队虚胖无能，文化偏激雌化的积贫积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已经病入骨髓，无可救药。就像沙滩上的唯美房屋，一个浪头打来就灰飞烟灭。从他的身上也看到士大夫阶层作为帝国精英，没有深刻意识到一个帝国要想延续国祚，就得文治武功，文武协作，对内更新吏治，完善顶层制度设计，财政方面开源节流并重，文化上兼收并蓄，国防上提高军队待遇和武将地位。精兵简政，提高政府效率和军队战斗力。对外团结一致，开疆拓土，布国威于四方。

所以司马光是矛盾的，在国家民族生存和儒家伦理道德之间撕裂开来，在其位却不谋其政或者说乱谋其政。这也是当时不少宋代士大夫的尿性，不干正事还尽拖后腿。

一个帝国要想健康的走下去，就必须有一个适合的发展思路，对内对外的稳健政策，还得有圆滑有骨气的政客，为国家民族前途命运敢于担当责任的知识分子精英，不能妄自尊大，坐井观天，不能为一家一姓之枯荣背叛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但是司马光有他的历史局限性，他跳不出儒家给他画的伦理道德囚笼，总是强调对待外敌修文德以来之，却不知道和平是打出来的，不是谈出来的这个浅显普通的至理。也为1126年的靖康之耻埋下伏笔。

靖康之耻——二帝被掳

所以从后世来看，司马光被宋代儒学坑的不轻，是个可怜的受害者，也是个可恨的顽固派。重文轻武，以文御武，坡脚走路的宋朝又能走多远呢？宋朝命途多舛的结局在这已经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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