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金庸被浙大聘为文学院院长，并曾执教于浙大。金庸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存在，不容忽视。近年来，金庸武侠小说毁誉不一，但誉大于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严家炎称金庸武侠小说是“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笔者认为武侠小说固有其价值，但因其历史局限性，不至于成为显学，即使金庸新武侠小说，也概莫能外。武侠小说应退出新文学历史舞台。实际上此前金庸已过多地制造了重复。
品读金庸小说? 金庸武侠小说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风靡于大陆，之后又被拍摄成了多种电视剧和电影，在此基础上金庸小说又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学问──“金学”（或曰“雕学”）金庸本人也获得了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日本创价大学、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著名高等学府名誉教授、名誉博士、名誉院士等荣衔晚年金庸被浙大聘为文学院院长，并曾执教于浙大与此同时，金庸本人也是一个成功的实业家，所创办的《明报》曾是香港最大的报业集团之一金庸作为一个学者、作家、政论家、报人、实业家已蜚声海内外金庸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存在，不容忽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关于品读金庸小说?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参考一二希望能帮到您!
品读金庸小说
金庸武侠小说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风靡于大陆，之后又被拍摄成了多种电视剧和电影，在此基础上金庸小说又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学问──“金学”（或曰“雕学”）。金庸本人也获得了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日本创价大学、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著名高等学府名誉教授、名誉博士、名誉院士等荣衔。晚年金庸被浙大聘为文学院院长，并曾执教于浙大。与此同时，金庸本人也是一个成功的实业家，所创办的《明报》曾是香港最大的报业集团之一。金庸作为一个学者、作家、政论家、报人、实业家已蜚声海内外。金庸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存在，不容忽视。
笔者一贯对武侠小说不以为然。尽管少年时代看电视剧《射雕英雄传》和电影《倚天屠龙记》，曾被其中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所吸引，但年长后总认为，金庸武侠小说不过是旧小说形式在现代文化形态下的延续，远离了现代社会经济高速发达、信息瞬间万变的知识经济时代的生活源泉，其生命力是枯竭的，是先天不足的，徒有“历史”的外壳而已。也有人说，读金庸小说或许能感受到其文笔的优美，但其造作的故事情节则不忍多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至今尚未读过任何一部金庸的武侠小说。鉴于金庸在国内外的影响日益扩大，尤其是1999年王朔、金庸笔战以来，也想知其梗概。一次去新华书店，偶然发现了一部由孙宜学著的《金庸传》。心中一亮：这不正是了解金庸的捷径之门么？随即买了此书，带了回家。
金庸，1924年出生于浙江海宁县。海宁有一种吴越文化独特的风土人情和人文环境，历史上曾涌现出谢灵运、骆宾王、贺知章、陆游、施耐庵、王国维等著名文学家。查氏家族在海宁为赫赫书香门第，家中藏书甚丰，家族中长期以来形成了浓厚的读书学习气氛。金庸的文化熏陶得益于此。金庸的读书范围很广，上小学的时候就已读了不少小说，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水浒传》《三国演义》《三个火枪手》成为金庸青年时代最爱读的三部小说，其中《三个火枪手》影响最大，是金庸写武侠小说的原始动力所在。读《水浒传》《三国演义》使金庸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厚的兴趣，促成了他以后深入地研读中国历史。人们评价金庸小说总是说“有深刻的历史背景”。此外金庸还读过雨果的《悲惨世界》。这一时期金庸还读到英国司各特的小说, 金庸称，“司各特小说是他写作的源头”。中学时代，金庸还读了巴金、屠格涅夫和鲁迅等现代新文学作家的作品。中学毕业后，金庸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后又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主修国际法。
金庸是一个追求率性自由的人,笔者持如是观。他一开始在《东南日报》工作，后又以自己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新闻工作经验，被香港《大公报》录用为电讯编辑，不久又离开《大公报》欲至新中国外交部谋职但遭到失败，再次回到《大公报》副刊部工作，后又来到《新晚报》。在《新晚报》金庸写出了他的处女作《书剑恩仇录》。不久又回到《大公报》任责任编辑，此时金庸尝试写出了电影剧本《绝代佳人》和《兰花花》，其中《绝代佳人》被香港长城电影制片公司拍成了电影。后，金庸又离开《大公报》来到长城电影制片公司写剧本，最后离开电影公司独自创立了《明报》，又相继创立了《明报月刊》《武侠与历史》杂志、《新民日报》新马版、《明报周刊》《明报晚报》《财经晚报》和明窗、明河、明远三个出版社，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报业集团。金庸三次离开《大公报》到最后创立《明报》，都是由着自己的性子来的，是其率真的表现。其真率的表现之二，还在于金庸的社评：公平，公正，不受任何拘束。
金庸1952年写了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便一发不可收拾，随后陆续写出了《碧血剑》《雪山飞狐》《射雕英雄传》……一直到1972年的封笔之作《鹿鼎记》,前后共计15部。《金庸传》作者孙宜学先生认为，金庸的武侠小说不同于其他武侠小说,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加入历史因素；二是创造“奇人”；三是创造“奇情”。笔者认为创造“奇人”和“奇情”是一切武侠小说的必然手法,并非为金庸独创。在武侠小说中加入历史因素或许能与一般的武侠小说拉开距离,但仔细一想,虚无飘渺的武侠打斗故事情节与严肃的历史结合在一起，牵强附会之感便油然而生。金庸说，通过写（武侠）小说可以表现一些对社会的看法。笔者认为武侠小说的表现能力是先天不足的，而金庸的武侠小说本身不是真正源自生活，如何能真正、准确地影响社会、反映社会、剖析社会？金庸大可不必如此，完全可以进行真正的纯文学式的创作，“未必不可成为中国的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但金庸在写武侠小说的态度上表现为执迷不悟、不能自拔，一直到1972年封笔之后才恍然所悟，此时金庸虽认识到了武侠小说固有的先天性不足，但已垂垂老矣。金庸在北大受衔时曾后悔不已：校方要求金庸向北大师生作一个关于武侠小说的学术演讲，金庸顾左右而言他，声称讲武侠小说有损于北大的名声，而只是讲了一通中国历史。近年来，金庸武侠小说毁誉不一，但誉大于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严家炎称金庸武侠小说是“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笔者认为武侠小说固有其价值，但因其历史局限性，不至于成为显学，即使金庸新武侠小说，也概莫能外。1994年12月，鄢烈山在《南方周末》以一篇《拒绝金庸》从历史认识角度、价值趋向角度和文化娱乐角度，指出金庸武侠小说的根本不足。1999年11月，王朔在《中国青年报》发表随笔《我看金庸》一文，指出“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和金庸小说是“四大俗”，文中批评金庸武侠小说作品“情节重复，行文啰嗦……”。同年11月10日，中科院研究员袁良骏在《中华读书报》发表《再说雅俗---以金庸为例》，以文学批评的形式，在肯定金庸武侠小说价值的同时，系统、翔实、严谨地剖析了金庸武侠小说的存在的弊病，其中谈到金庸小说的“整体构思概念化、模式化、公式化”等。武侠小说应退出新文学历史舞台。我们真切渴望文学大师的出现，但不需要武侠小说大师。
我们不禁为金庸惋惜。深究金庸写武侠小说的原因，首先是利欲的趋使，金庸自己说，“我以小说作为赚钱和谋生的工具，…既未想到教育青年…一直没有鲁迅先生、巴金先生那样伟大的动机……”金庸写武侠小说的篇幅本应适可而止, 但却越写越长。唐祖咏应试写诗《终南望余雪》，本应写八句，但四句出已意尽，意尽则终篇，虽落第，为古今学人颂仰。试想金庸的每部武侠小说全然不顾于此，十几部下来能不重复吗？金庸在向世人交待封笔武侠小说的时候说，不希望自己写过的风格、人物再重复。实际上此前金庸已过多地制造了重复。其次，金庸没有树立正确的文学观，“误入”武侠小说“歧途”二十余年，在某种意义上讲，浪费了时间，浪费了才华，浪费了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