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说亦师亦友，相互探讨，但显然晁补之在苏轼这里，诗文书画均受益非浅，苏轼时常对他指点迷津。而早期的晁补之，与其师苏轼一样，在仕途上是非常想有一番作为的，两人彼此之间可谓影响深远。山城已穷僻，况与城相远。可以说，在扬州的这半年期间，师徒二人游宴唱和，如沐春风，交往频繁，彼此欢愉。苏轼对晁补之极为推崇，引为“类己”。但二人任朝政风云变幻，升迁谪斥，无不相共进退。在祭文中，将其真挚情谊尽数倾注。
现如今的人们谈及大宋苏东坡，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自古至今，所到之处，无论是文章诗词，还是人格精神，历来都是“圈粉”无数，尤其脍炙人口的是，东坡先生自带“吃货”标签，以其命名的“东坡肉”“东坡肘子”“东坡鱼”被人频频提及，一众老饕无不眉飞色舞，唇齿流涎。然则，这样一位美食家，在其弟子苏门四学士中，除江西诗派开山之祖黄庭坚、“山抹微云君”秦观、“农喜亦喜，农忧亦忧”的张耒以外，巨野晁补之（无咎）则是身后寥寥，少人得知，犹如其名，似乎是苏门四学士中的编外“补之”。其存世之《鸡肋集》以食材鸡肋命名，更令我们意外和费解，不但没有一丝苏东坡“饱得自家君莫管”的意思，也没有半毫“人间有味是清欢”的风采嘛！那么，晁补之与东坡先生又是怎样一种往事萦怀的师生行谊呢？
放出一头地与可以搁笔矣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20岁时的苏轼，曾让文坛领袖欧阳修十分赏识，称“读轼（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晁端彦（晁补之叔父）也曾侧面印证说：“吾从欧阳公游久矣，公令我来，与子（苏轼）定交，谓子必名世，老夫亦须放他出一头地。”
欧阳修画像
熙宁四年（1071），晁补之十九岁，以一篇《七述》打动了苏轼。苏轼“道杭之山川人物秀丽，夸靡饶阜”而有所感赋，原本打算拟“枚乘、曹植《七发》《七启》之文，以谓引物连类，能穷其状”，但读罢晁补之的《七述》后赞叹说：“吾可以搁笔矣（我可以搁笔了）！”活脱脱另一个版本的“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苏轼在任杭州通判期间，流传最广的《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被后人誉为“除却淡妆浓抹句，更将何语比西湖？”而纷纷为之搁笔。同时苏轼在此期间开始填词，《东坡乐府》记载其第一首编年词为熙宁五年（1072）的《浪淘沙》（昨日出东城）。那么，处于创作旺盛期的苏轼对十九岁的晁补之青眼有加，难道仅仅是一句客套话吗？
晁补之凭借《七述》成为了苏门四学士中第一个“获侍于苏公”拜师学艺的弟子，对于这位弟子，苏轼也是抱有很大的期许。虽然说亦师亦友，相互探讨，但显然晁补之在苏轼这里，诗文书画均受益非浅，苏轼时常对他指点迷津。“辱在先生门下，虽疾风苦雨，晨起夜半，有所请质，必待见先生而后去。先生亦与之优游讲析，不记寝食，必意尽而后止”。元丰二年（1079），晁补之27岁时，考中进士，开封府和礼部考试都是第一名，连宋神宗都指着他的试卷说：“深于经术，可革浮薄。”授澶州司户参军，试学官，任北京国子监教授。可见，苏轼对晁补之的欣赏，绝非表面上的客套。而早期的晁补之，与其师苏轼一样，在仕途上是非常想有一番作为的，两人彼此之间可谓影响深远。
我来亦何事与念我百里远
荒凉废圃秋，寂历幽花晚。山城已穷僻，况与城相远。我来亦何事，徙倚望云巘。不见苦吟人，清樽为谁满。
——苏轼《新城陈氏园次晁补之韵》
熙宁七年（1074）八月，苏轼以督捕蝗虫，自杭州来到新城，在晁补之的陪同下参观新城七贤乡陈氏园，写下此诗。晁补之则以《次韵苏公和南新道中作》相和，一句“公来无与同，念我百里远”，既回答了苏轼“我来亦何事”之问，又表达了对老师苏轼的感激之情。我们能清晰的感受到，两人在彼此一唱一和中那种浓浓的师生之谊。
《苏轼诗集》（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熙宁八年（1075），晁补之与父亲晁端友回到山东故里，不久又去了开封，晁端友因病卒于京师昭德坊，晁补之于熙宁九年侍奉母亲再度返回故里。师徒二人短暂分离后，在熙宁十年（1077）春，苏轼自密州去开封时，在汶上李师中处师徒再度相见。苏轼在都门时，晁补之又去汴京专程拜谒苏轼。
其后在元祐年间，苏轼与苏门四学士交游甚多，苏轼在《书黄泥坂词后》一文中“前夜与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夜坐。三客翻倒几案，搜索箧笥，偶得之，字半不可读，以意寻究，乃得其全。”元祐六年（1091）春，晁补之南下赴通判扬州任，治政事颇勤。次年春，苏轼以龙图阁学士、充淮南东路兵马钤辖改知扬州。“去年使君道广陵，吾州空市看双旌。今年吾州欢一口，使君来为广陵守”（晁补之《东坡先生移守广陵以诗往迎先生以淮南旱书中教虎头祈雨法始走诸祠即得甘泽因为贺》）。可以说，在扬州的这半年期间，师徒二人游宴唱和，如沐春风，交往频繁，彼此欢愉。苏轼对晁补之极为推崇，引为“类己”。
[宋]晁补之《老子骑牛图》
然而这一切美好的氛围，都是短暂的，绍圣二年（1095）坐党籍，晁补之以坐修《神宗实录》失实一事，敕降通判应天府。他在《南京谢到任表》又言道：“臣昨任知齐州，为扬州修过摘星楼事，伏蒙圣恩特从宽典，就差通判应天府，臣已于三月二日到任上讫”。苏轼在短暂停留扬州后，也以讥讪先朝的罪名被新党连夺三官，将他远贬惠州，这一下子扬州修摘星楼的罪名便大多落到了晁补之的身上，对此苏轼深感不安，每每与人交谈时，总愧疚自己连累了晁补之，“无咎竟坐修造，不肖累之也，愧怍”（《答张文潜四首》）。
晁补之纵有才气纵横，与其师苏东坡一样的“腹有诗书气自华”，且政绩斐然，但也与其师苏东坡一样的满腹“不合时宜”，最终也是浮沉下僚，命途多舛，仕途也随着苏东坡起起伏伏，一贬再贬都是最平常的。但二人任朝政风云变幻，升迁谪斥，无不相共进退。在人生起伏跌宕后，五十一岁时，晁补之废退金乡，并将自己的寓所命名为东皋，虽然说是“忘情仕进，慕陶潜为人”，我们也能看出，他在隐隐的向恩师“东坡”致敬。
在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间，苏轼病逝，晁补之听闻噩耗，悲恸至深，为文悼之。“间关岭海，九死来归，何嗟及矣，梁木其摧”（《祭端明苏公文》）。在祭文中，将其真挚情谊尽数倾注。
学东坡，韵致得七八
苏轼在《答李昭玘书》中说：“轼蒙庇粗遣，每念处世穷困，所向辄值墙谷，无一遂者，独于文人胜士，多获所欲，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之。”
晁补之与黄庭坚、秦观、张耒俱从苏轼游，苏门四学士之所以都有较高的成就，与苏轼细心体贴、因材施教的指导方式是分不开的。苏门师友之间的彼此尊重，互相关怀，那种既和睦而又不失活泼诙谐的团体气氛，更使后人在千载之下，尚神往不已。
《苏诗补注》（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虽说四学士在不同程度上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苏轼的熏陶，尤其在现实政治态度方面，他们有一致的倾向，风波与共，一向为后人认为是苏轼的羽翼。但在文学创作方面，四学士彼此因家境背景、审美观念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貌。晁补之诗多古体，近体喜制七律，骨力遒劲，辞格俊迈，更多的像韩愈、欧阳修；词作更多的是步其师苏轼，被人称为“学东坡，韵致得七八”。清代胡薇元在《岁寒居词话》中提到：“无咎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其词神姿高秀，可与坡老肩随”。近代张尔田更是如是断言：“学东坡者，必自无咎始，再降则为叶石林，此北宋正轨也”。
让我们再一次于词作为例，晁补之虽然多有师法苏轼之处，但绝非亦步亦趋，他力主“师心而不蹈迹”（《跋董源画》），本身他的个人气质也缺少苏轼豁达豪迈的襟怀。《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言道，晁补之“所为诗馀，无子瞻之高华，而沉咽则过之”，魄力不够。这也从晁补之的角度，说明了苏轼在词的发展上，将描写风月相思、离怀别绪、男女恋情等内容，为之转变，开拓了词的界广功能和高华境界，且“苏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自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晁补之身后寥落，未得臻其师一流词家之境，也是有其学识襟怀的自身原因的。
《苏东坡全集》
让我们再一次以晁补之早年间在新城看其师苏轼的视角，“眉山先生怀道含光，陆沉于俗，日与嵇、阮赋诗饮酒，谈笑自足，泊然若将终身焉”，来进一步回顾苏轼纵情山水、潇洒自如、触处皆春、豁然达观的一生。
覼缕道来，再想一想，“补之”一词虽然不如“辛疾”“去病”一样赫赫大名，但终究也是“无咎”，《易经》所求的不就是“无咎”吗？而《鸡肋集》之以“鸡肋”一词命名，无非是晁补之的自谦之词罢了。毕竟苏轼门下，又能有哪一位会是“弃之如可惜，食之无所得”之鸡肋呢？
而苏轼本人，不但自身是才华横溢、博大宏阔、襟怀坦荡、澹泊名利的千古第一才子，而且对于晁补之等这些苏派嫡传的培养、提拔，更是既认真又温和，循循善诱，谆谆教诲，并将识拔后进引以为平生一大快事。在坚持艺术风格多样化的前提下，没有将“苏门”搞成一个单一的文学流派，这种襟怀是十分可贵的。可以说，苏轼对苏门四学士的文学创作及文坛地位，是有着积极的长养沾溉作用的。
（本文为第五届伯鸿书香奖·阅读奖获奖作品）
（统筹：陆藜；编辑：白昕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