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语词这一独特本性当然使中国的思维的语言表达被自然所规定。在各种现象中，自然现象又占据主导地位。根据这种情况，这些文本结构可称为天人结构。其话题大多是针对某个事件。在这两种原始儒家的经典文本中，天人结构尚隐蔽于其中。至于宋明儒学将其主题确定为天人关系，并构建了宇宙论和心性论。这在于，道家比儒家更极端地将天人关系作为了自己思想的主题。尽管如此，但其文本结构也是天人之言，借天理说明人理。
自然性也规定了中国人的言说方式和写作方式。
言说和写作的语言都表现为文本。文本可能是一句话、一段话或者一篇文章。它或者是思想性的、或者是文学性的，另外还有日常性的。中国思想性的文本主要是儒道禅诸家的著作，是议论文；文学性的文本主要是诗词歌赋、戏剧和小说等；日常性的文本主要是格言、谚语等。
但任何一个文本都是由其基本的意义单位——语词构成的。汉语语词所依附的载体——汉字不是一种拼音化的文字，而是一种象形写意的文字。这使汉语语词自身便包括了物象和意象的特性。物象一般就是天地间的万物，日月、山川、草木和飞禽走兽等。物象大都有从形象化到符号化的过程，其中运用了简化、变形、组合等方式。
意象是思想所构筑的形象。虽然它并不直接存在于现实世界中，但需要借助天地万物来表达，也就离不开自然的物象。汉字语词这一独特本性当然使中国的思维的语言表达被自然所规定。这就是说，它的基本语词直接就是自然界的图像或符号，或者是它的衍生形态。
中国思想对于语词的运用也是非常独特的。它的一些基本语词，亦即关键词，如概念、范畴等，都缺少一些基本的定义，而代之以现象的描述。在各种现象中，自然现象又占据主导地位。
如儒家的仁。孔子并没有规定仁是什么，而是说仁者爱人。同时在对于仁者和智者的比较中，他指出仁者爱山，智者爱水。又如道家的道。老子认为它不可言说，而只能勉强地言说它。道可以在一些自然现象中显现自身。再如禅宗的智慧或者佛性。慧能解释道，智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思想对于其核心语词一般都是借助于自然事物予以说明。由此便形成了以比喻为主要修辞手段的语言表达方式。在一些经典文本中，“如同”、“仿佛”、“似乎”和“好像”等词频繁出现。在这些语词的一端是被说明的事物，另一端则是用来说明的事物。这些事物基本上是自然现象。比喻的言说是中国思想自然性语言表达的典型方式。
在中国思想中，自然性语言表达式还贯穿于其文本结构中。在一些文本中，人们一般先言说自然，再言说人事。根据这种情况，这些文本结构可称为天人结构。文本的天人结构实际上是存在的天人合一和思想的天人建基的投射。
一般思想性的语言文本直接地表达思想。它一方面言自然之理，另一方面言人类之理。
儒家的文本结构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论语》是语录体，它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其话题大多是针对某个事件。它具有随机和随意的特点。与此不同，《孟子》是对话体，它是孟子和人们的讨论和争辩。它是真理和谬误的斗争。其间，主题性的问题会突显出来。
在这两种原始儒家的经典文本中，天人结构尚隐蔽于其中。但此后的儒家文本的天人结构则非常显明。《周易》的卦序就是从天地阴阳到人类男女，同时其解说的文字也是从天道到人道。至于宋明儒学将其主题确定为天人关系，并构建了宇宙论和心性论。于是，其文本结构便突显了关于天的言谈与关于人的言谈。
道家的文本在天人结构的表现方面比儒家更加突出。这在于，道家比儒家更极端地将天人关系作为了自己思想的主题。虽然老子和庄子的文本形态不同，前者是诗歌体，后者是散文体，但其言说结构很相似。一般而言，它们首先是言天之道，然后是言人之道。当然，人之道可以区分为圣人之道和常人之道。圣人之道是顺从天道的，而常人之道是违背天道的。
至于禅宗的文本看起来是言明心见性的，似乎没有天人结构。其实不然。在慧能的《坛经》中，天人结构是隐蔽于文本之中的。一方面，佛性和自性是作为人的天性存在着，它只是被人为地遮蔽。因此，觉悟就是去蔽。另一方面，佛性和自性是不可言说的，它需要借助事物、特别是自然物来表达。
不过，人们一定要注意这种表达的工具性。在禅宗后来的发展中，文字禅把佛性与语言的游戏推向了极端。各种形态的禅宗文本明显地借助自然现象说明禅理。花开花落，云卷云舒。人们用天地万物说明心灵的无限禅意。
与思想性语言的文本不同，文学性语言、尤其是诗意性语言的文本似乎与思想无关，只是写景抒情。其实不然。它们是关于人的存在和世界的本性的直观，因此是思想最亲密的朋友。如唐代诗人中的杜甫是诗圣，他抒发了儒家的仁爱之情；李白是诗仙，他吟唱了道家的自由精神；王维是诗佛，他言说了禅家的寂静之音。可见，他们的诗歌充满了儒道禅的思想。
中国文学的主体是诗歌。诗歌虽然可以分为抒情、叙事和戏剧等类型，但言情却是其根本性的。但中国的诗歌一般不是直接言情，而是借景抒情。于是写景和抒情就成为诗歌文本的核心。写景一般就是写自然之景，如天地山川、春花秋月。抒情就是抒发人类之情，如人的喜怒哀乐、生死离别。在一些古典诗词、如唐诗宋词里，文本的上半部分是写景、下半部分是抒情。这几乎成为了一个基本的文本程式。
除了诗歌文本的天人结构之外，诗歌写作的手法也是充满自然性的。传统诗歌的创作都讲赋比兴等。赋是直陈其事。但事有人、有物、有社会、有自然。比是以彼物比此物。但人们大多以自然之物比人类之物。兴是兴起与发端。诗人往往先言自然之物，再言人类之物。在赋比兴等写作手法的运用过程中，也可以看到言天与言人的密切关系。
诗歌和其他文学性文本的天人结构还有一个更高的要求，亦即合乎自然性。文学作为艺术，虽为人作，但要宛若天成。它要如实地表现事物与情感。弃人工斧凿、雕琢藻饰，倡质朴，讲本色。文学性文本的自然一方面要如同人的自然一样，如身体的精气神；另一方面要如同天地的自然一样，如行云流水。
除了思想性和文学性语言的文本，日常性语言的文本也值得深思。虽然中国一些熟知的、流行的谚语、格言、箴言多种多样，但除了一些民间经验智慧外，大多是儒道禅思想的日常语言化。它们包括了为人处世、接人待物、心性修炼等方面的智慧。它们都具有简单明了的文本形态：一句话，或者是一段话。
尽管如此，但其文本结构也是天人之言，借天理说明人理。如有一句著名的格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其中已说出的话为：借自然界的海和山说明有容乃大和无欲则刚的道理。其中要说出的话为：人要如同海和山一样有容乃大和无欲则刚。
在这样的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天人的相互诠释。一方面，天地拟人化。海和山就其自身而言是没有任何意识和意图的，但人们将其赋予了类人的特性。海是有容的，山是无欲的。另一方面，人天地化。人要如同天地所展示的天理那样去生存，如同海样有容乃大和如同山样无欲则刚。
自然性语言表达有着明显的限度，它既显现也遮蔽。一方面，它将不可说变成可说的；另一方面，它让可说的表达阻碍了不可说的沉默。
本文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教授，著有系列学术专著“国学五书”（《论国学》、《论老子》、《论孔子》、《论慧能》、《论儒道禅》，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与发行）。本文图片来源网络，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