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举惹怒司马光，苏轼自觉没趣，又自请外放。苏轼言下之意是认为变法应认真观察效果，再慢慢应对。苏轼给宋神宗上奏《上神宗皇帝书》，从道德层面进行讨论，认为国家法律应该以仁为主，才能使民众齐心。国家执法要宽大，用人有次序，要体谅人的过错。最后苏轼提出不应轻易变更旧的法规。苏轼指出执行青苗法，其重点是必须约束官吏，如碰到暴君污吏，则成害民之法。
宋神宗熙宁二年 (1069年），王安石被宋神宗任命为参知政事，并主持变法。王安石变法遭到朝中很多大臣的反对，包括司马光、韩琦、富弼等名臣也反对王安石。此时刚服完丧回到京城的苏轼仅任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其政治地位与王安石相关甚远。苏轼仍对王安石变法提出了批评意见，以至于苏轼被王安石打击，自请外放出京，任杭州通判。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身陷乌台诗案，被变法派以诗词诬告或诽谤朝廷为由进行打击。从苏轼的经历来看，苏轼显然是反对变法的。
话剧苏东坡
宋神宗去世以后，宋哲宗继位，司马光任宰相，苏轼被调回京城，任礼部郎中。司马光向来反对变法，官拜宰相会更是将新法一一废除，苏轼看不顺眼，于是上书朝廷要求保留变法中一些对百姓有利的措施。此举惹怒司马光，苏轼自觉没趣，又自请外放。按理说，苏轼一直反对变法，又被变法派的人陷害过，理应最痛恨变法，为何还会为变法说好话呢？于是，后人得出结论，苏轼既不是变法派也不是保守派。
苏轼于熙宁元年（1068年）年十二月回京，于熙宁四年（1071年）四月自请出京。在这3年多的时间里，苏轼见证了变法从筹划到实施的过程。这段时间里，苏轼与王安石一共有4次交锋：
少年苏轼
1.熙宁二年(1069年)五月，王安石想对科举进行改革，提出废除诗赋科目，专考经、义、论、策。苏轼正好被授命处理科举事务，他上表反对“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苏轼言下之意是认为变法应认真观察效果，再慢慢应对。可见，苏轼认为如果宋神宗要变法，应该缓缓进行，步伐不宜过快，应如温水煮青蛙，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达到变法的目的。事实上，苏轼曾于嘉佑八年（1063年）作《思治论》，认为宋朝的现状是“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此三者，存亡之所从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即点明宋朝面临的冗费、冗官、冗兵问题，并提出宋朝应该变法革新的观点。可见，苏轼认为宋朝应该变法的观点与王安石是一致的。不同的是，王安石认为变法应该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改革，而苏轼却认为应该缓缓而行。
苏轼作品
2.熙宁二年(1069年)十一月，王安石制置三司条例司，专门负责变法事宜。苏轼给宋神宗上奏《上神宗皇帝书》，从道德层面进行讨论，认为国家法律应该以仁为主，才能使民众齐心。国家执法要宽大，用人有次序，要体谅人的过错。最后苏轼提出不应轻易变更旧的法规。不过这道《上神宗皇帝书》显然不会引起宋神宗和王安石的注意，王安石的变法本身就是为了国家谋利，过分讲究仁义或守旧并不利于变法。宋神宗继位没多久，正踌躇满志，想改变大宋，多少都会有点激进，自然不能因循守旧。苏轼拿道德说事，其内容也只是以讲大道理为主，显得很空泛，这说明苏轼在政治上不成熟的一面。所以，宋神宗并没有采纳苏轼的主张，奏书也石沉大海。
苏轼作品
3.熙宁三年(1070年)三月，苏轼被受命为科举编排官，即确定考生名次。在确定叶祖洽的考试名次时苏轼与变法派二号人物吕惠卿发生冲突，叶祖洽在考卷中表明他支持变法的主张，吕惠卿认为可以钦点叶祖洽为状元，苏轼却认为叶祖洽故意迎合皇帝，拍皇帝马屁。王安石在变法时对反对变法的大臣进行打击，使得他手中可用之人缺乏，他不得不通过科举吸纳人才。在用人上，王安石素来是谁支持变法就用谁。叶祖洽本身才华极高，又支持变法，正是王安石所需要的人才。叶祖洽明知宋神宗支持变法，故意在考卷中隐晦地透露他支持变法的主张，肯定是有投机之意。苏轼作为受到传统儒家教育的人，对这种投机之人是看不起的。这次交锋只是科举中的一次小插曲，本与变法无关，但在王安石看来，苏轼所为却是在阻挠变法。王安石当着宋神宗的面说苏轼“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荡至此”，这话说得非常严重，表明他对苏轼已经非常反感。
苏轼作品
4.熙宁四年(1071年)三月，苏轼又向宋神宗上奏书《再上皇帝书》，系统地分析变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熙宁二年(1069年)的《上神宗皇帝书》不同，苏轼在政治上显然成熟很多。苏轼在《再上皇帝书》中不再给宋神宗讲大道理，而是对青苗法、市易法、募役法等变法措施提出相应的意见。例如对青苗法，苏轼提出：“青苖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与？”苏轼指出执行青苗法，其重点是必须约束官吏，如碰到暴君污吏，则成害民之法。朝廷虽声明百姓可自愿借贷青苗钱，但实际上这是纸空文，苏轼说：“朝廷既有著令，职司又每举行，然而买绢未尝不折盐，粮草未尝不折钞，乃知青苗不许抑配之说，亦是空文。”官吏为了政绩，强行摊派青苗钱，给百姓带来极大的负担。当时青苗法已经实施近两年多，苏轼显然是看到青苗法实施后的恶果，才会提出这些问题。
王安石与五先生雕像
更重要的是，在这篇《再上皇帝书》中，苏轼对王安石设三司条例司，并在变法的过程中独断独行的做法进行严厉批评。为推进变法，王安石向宋神宗建议设立三司条例司，作为变法的最高指挥部门，统筹变法所有事宜。由于宋神宗的支持，使得三司条例司获得非常大的自由权，其权力比政事堂还大，所制订的变法条例甚至不需要宰相讨论，就可以直接施行。苏轼说：“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中外之人，无贤不肖，皆言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使副判官，经今百年，未尝阙事。今者无故又创一司，号曰制置三司条例使。”
苏轼更是点明“陛下欲去积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议而后行事。若不由中书，则是乱世之法，圣君贤相，夫岂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书熟议，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设，无乃冗长而无名。”，认为国家法律从来都不是某个大臣说了算，立法应通过群臣的讨论，分析其利弊，才能有利于执行。一个人拍拍脑袋就轻易决定的法律是不成熟的，如果草率执行的话，则会成为乱世之法。
王安石雕像
苏轼这篇《再上皇帝书》可以是说当时反对变法的典范之作。王安石看了这篇奏书以后，对苏轼非常厌恶，他感觉到苏轼已经成为变法的障碍。《续资治通鉴》说“安石见而深恶之”，在王安石的施压之下，苏轼最终只能自请外调出京。
由此可以看出，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确实是持反对意见的，但这种反对意见并非一开始就有，而是慢慢滋生，慢慢升级。苏轼认为宋朝弊病很多，理应变革，但变革宜缓慢进行，才能不伤及宋朝的根本。对于王安石的变法，苏轼一开始持谨慎态度，并不轻言反对。当看到王安石变法过于激进时，苏轼才上书宋神宗，表达了他的看法和忧虑。两年之后，变法深入执行，苏轼却看到变法效果不理想，反倒给百姓带来困扰，苏轼就开始严厉批评，并与其他保守派站在同一战线上。
东坡肉
保守党反对变法的原因不尽相同，一般有两个原因：1.实施变法后自身利益受到侵犯；2.就事论事，认为变法不可取或有待改进。苏轼的父亲苏洵早年只是个普通的秀才，20多岁时才发奋读书，大器晚成，曾任秘书省校书郎，权势不大，且没过几年就病逝了。从苏轼的家世来看，他出身一般，并非权贵之家，王安石变法不会跟苏轼有什么利益冲突。那么，苏轼反对变法的原因就是后者了，他只是作为一名大臣，为国家着想，就事论事地提出自己对变法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