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障者不被看见的性需求读过《性义工》的读者应对荷兰政府提供「性补助金」的事大感惊讶这样的做法一般来说简直前所未闻，更不敢想像该书作者是2002年至荷兰采访时，从SAR基金会会长玛格丽特那里获知这个讯息玛格丽特提到该国有36。
读过《性义工》的读者应对荷兰政府提供「性补助金」的事大感惊讶。这样的做法一般来说简直前所未闻，更不敢想像。
该书作者是2002年至荷兰采访时，从SAR基金会会长玛格丽特那里获知这个讯息。玛格丽特提到该国有36个自治市提供辅助金给障碍者，拿过补助金的汉斯．比克亦证实了这点。支付比克补助金的多尔多雷特市政府向作者表示，申请者必须符合低收入、没有性伴侣、无法自慰才能申请，10年来符合资格的只有5个人。但当作者向其他城市求证时，得到的答案都是「没有发放」，原来这个政策无法被市民认同，他们不想承认。2016年，香港妇女基督徒协会的「残障与性研究工作小组」亲赴荷兰调查，发现10多年前确实有这样的福利，但近年已鲜少听闻。
障碍者的性需求，是社会照顾的一部分吗？
荷兰经验固然是零星个案，至少提供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思考角度：障碍者的性需求，可否被视为社会照顾的一环？
根据2006联合国颁布的《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CRPD）第25条关于「健康」的规定，缔约国必须「提供身心障碍者及其他人享有同等范围、质量与标准之免费或可负担之健康照护与方案，包括于性与生育健康及全民公共卫生方案领域」。然而障碍者的性与生育健康需求，该如何进行评估？在这个议题仍旧暧昧隐讳之际，期待公部门主动回应，无异是缘木求鱼。卫福部官员说的很坦白──
目前资源相当有限，这样的资源会不会配置在私领域，甚至性服务的资源配置，其实目前是没有规画的，特别是在某些层面上还是有一些争议。（记者：你所谓的争议是指？）就是政府把资源提供在似乎「不是最优先的服务项目」上，这个我们曾经也有了解过，其实很多意见对这方面是保留的。其实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某一些服务必然放在比较优先的顺位上，而有一些服务可能在现阶段，甚至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考虑到那个部分，毕竟很多需求持续在出现。「性代理人」协助建立健康的亲密关系
如果性交易合法化难以取得社会共识，那么纪录片《铁肺人生》的奥布莱恩采用的性代理人（sex surrogate），是否值得考虑？
「性代理人」是治疗性功能障碍先驱马斯特（William Masters）和强森（Virginia Johnson）在1970年提出的疗法。他们认为「性问题」就是「伴侣问题」，必须（伴侣）双方共同进行治疗，透过拥抱、按摩等触觉刺激体验与享受身体快感，克服对亲密关系的恐惧与焦虑。因为客户未必有固定伴侣，他们透过应征找性代理人，或客户自行寻找替代伙伴（replacement partner），以取代伴侣在疗程中的角色。
1980 年代，奥布莱恩透过加州洛杉矶「性与障碍中心」（Center on Sexuality and Disability）牵线，找到专业性代理人雪柔．葛林（Cheryl Cohen Greene）进行了数次付费疗程。葛林透过细致的抚摸与碰触，帮助他了解自己的敏感带，让他身心大受震撼。
某次葛林拿出一面镜子，要他说出镜子里赤裸的自己是怎么样的人，奥布莱恩自从6岁就没见过自己的身体，这回透过镜子仔细端详，发现他的身体没有想像中那么恐怖或扭曲。事后他告诉友人，这段经验改变了他的人生，让他感受到「胜利、洁净，而且宽慰」。
葛林是透过什么样的技巧与态度，让奥布莱恩有如此独特的感受？她在自传《亲密生活：性、爱与我的性代理人生涯》（An Intimate Life: Sex, Love and My Journey as a Surrogate Partner）中透露，她的工作是协助客户解决欠缺经验、害怕亲密关系、无法勃起或羞耻感等问题，不只是得到快感而已。她花很多时间亲吻、抚触及谈天，从解剖学及性欲的角度，引导客户了解身体的功能，目的是「建立健康的亲密关系」，而建立亲密关系的重要性，远远超过纯粹生理的满足──
每个人都有权利透过性得到满足与爱，根据我的经验，它也最能带来坚实的沟通、高度的自信及探索的意愿。我的任务是启发人们以坦诚无惧的心态达到这个目的。葛林透过实际操作，教导客户如何去「爱」。她在疗程中创造了充满信任、包容又开放的氛围，让对方放心的呈现真我；她自认提供的不只是「性」的服务，而是「爱」的治疗。
障碍者的性：不被尊重的需求
性代理人协助有性障碍（不论是心因性或功能性）的人（不只是障碍者）解决性的问题，是否算医疗行为？至今仍有争议。当年马斯特和强森不认为性代理人是治疗师（therapist），而是协助者（helper），因其中牵涉到专业认定。例如，如何确认性代理人的工作内容？有人认为是医疗行为，有人觉得是感官冒险，有人觉得就是买春，并无一致看法，且自称性代理人却挂羊头卖狗肉的色情业者比比皆是。至今美国只有一间性代理人认证机构，就是美国性教育者和咨询师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exuality Educators and Counselors），要求申请认证者必须是有证照的社工或心理医生，可见合格、合法的性代理人并不多。
当然，并不是所有障碍者都支持性代理人的做法。脑麻的女性主义作家艾琳．泰坦（Erin Tatum）便批评，期待性代理人解决障碍者的性，无疑是过度简化了问题，就像《性福疗程》这类电影不可避免落入的窠臼：障碍者选择性交易，只是想摆脱处子之身、对抗社会规范，或者是因为孤独，好像只要障碍者「破了处」，任何困境便可迎刃而解──
无论如何坦率的处理这个议题，障碍者的性总是不被尊重，就算这样的行为得到某种认可，障碍者仍不时会被提醒，我们的情欲必须透过刻意安排、在无法生育的痛苦下才能得到。终究，没有人真正视障碍者为欲望的对象。这样的文化污名从不曾被质疑，而且愈来愈强大⋯⋯如果有人决定进行性交易，那是他们的选择。然而，这不应该是我们唯一的选项。如果我们要的不只是性呢？如果我们要的是对话？约会？伴侣呢？如果我们只是想跟迷人的人调情，让对方感到荣幸，而不是恶心或好笑呢？当性被视为人类基本经验时，协助某些人得到这些经验，成为主流社会去除罪恶感的手段，「允许」障碍者相信取得了社会平等（不是双关语），真是他妈的可笑极了。性与亲密关系，必须能自主决定
台湾前身心障碍联盟秘书长、立委王荣璋认为，若是障碍者必须经由专业咨商与评估，才能「被决定」个人欲望能否得到满足，他怀疑有人会愿意透过性代理人来达成目的。他打了个有趣的比方：
「这就好像我今天想吃鲁肉饭，还要有人帮我评估适不适合吃？还要我自己分析，为什么要吃鲁肉饭，而不是鸡肉饭？我想任何人在做完这些评估以后，大概已经没什么胃口吃东西了。何况，每个人食量不同，有人一餐吃一碗就饱了，有人一餐得吃3 碗，这样的需求要如何衡量？怎么评估？我真的很难想像！」
王荣璋表示，「性」与「亲密关系」是一体两面，而后者是外界无法提供的。目前相关议题的讨论过度强调性本身，忽略了亲密关系的重要性，就算政府有意促成这类服务，在性交易尚未合法化前，是否要特别针对部分对象（如老弱残疾）松绑法令，让他们可以合法交易？或另行制定一套规范，经过专业评估符合某些条件（什么样的条件），便可进行交易？对此他持保留态度：
「我认为障碍者不能自外于整个社会。如果政府刻意把障碍者特殊化，让全台湾只有他们可以合法买春，或是透过专业评估可以找性代理人，这才是对障碍者最大的歧视！」
王荣璋提到，手天使的出现，让外界注意到这个向来无人碰触的议题，他乐观其成。至于政府或民间是否要直接或间接提供相关服务？性代理人制度是实验、解方或引发新的争议？除非整体社会对性、对障碍者的态度有彻底翻转的可能，否则这类问题终将无解。
就如同脊髓损伤者「杀手」所言──
真的不一定要上床做爱做的事，我们真正想要的是，证明自己还能跟一般人一样，可以谈恋爱，有爱人及被爱的权利，还可以有性生活，而不是被社会传统的想法观感牵绊着，不能大声说出想要的心声。谁规定身障者就不能有情欲生活，就要被约束被拿放大镜检视？情欲的宣泄就跟一般人一样，只是形式感受不同而已。两性关系的培养、亲密的互动，都可以让我们身障朋友享有做人的基本权利及价值。解放性观念：从调整知识与心态开始
人类所有的差异都可能被污名化，正如主流社会经常将障碍者的性病理化、妖魔化，倡权者只能在有限的资源与条件之下摸索，甚至是带着伤害、痛苦和不堪踽踽前行。但，观念的变革绝非一蹴可几，如何在高亢和低潮之间找出解决之道？
或许目前我们最需要的，不是法令或制度的变革，而是性观念的解放──不是性泛滥，而是知识与心态的解放。不要一提到性或性教育，只会想到多P、同志、乱伦、一夜情、人兽交，把性需求全然问题化、焦虑化，这是在迈向更开阔自由的未来之前，必须先突破的心理门槛。
身体是人类掌握自我的工具，也是与外在沟通的手段，它不只是单纯肉身的存在，更是进入世界的重要管道。同理他人的苦楚与欢愉，理解社会的暗影与光明，是每个人都必须学习的课题，但愿在不久的将来，任何人的性都不需要被保障或是被解放，每个人得以透过独一无二的肉身，从爱欲中得到真实的快乐，而不是束缚、枷锁与罪咎。
把身而为人的尊严，还给每个障碍者。这不是人道的同情，而是人性的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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