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的乡村小学，带红领巾的学生很少，被评为少先队员的学生要成绩优秀，还要上交红领巾费。红领巾是学校在镇上定制的，极好的布料和颜色，一条要五角钱。包工头给我定价十块红砖得两分钱，我要背够两百五十块才挣够五角钱。周一那天，我交给老师五角钱，是一分两分一角凑够的五角钱。凡在“巴蜀文学”平台上同期阅读量较高的优质稿件，将被达州广播电视报选用。
刘乐
一条红领巾能有多重呢？
我一直觉得它轻飘飘的，像白云飘浮在蓝天上一样，它轻轻浮在少年的肩上。直到我弄丢了它，我才知道了一条红领巾的重量。
我上二年级时，看到两个姐姐都当上了少先队员，心里很是羡慕，也有些骄傲。那个年代的乡村小学，带红领巾的学生很少，被评为少先队员的学生要成绩优秀，还要上交红领巾费。红领巾是学校在镇上定制的，极好的布料和颜色，一条要五角钱。在一根铅笔才卖两分钱的年代，红领巾有些昂贵，很多家长就不会让小孩竞选少先队员了，尤其是孩子多的家庭。但我们家有两条红领巾，两个姐姐每天都戴着上学，那红领巾浮在暗灰色的粗麻布衣上，像贫瘠的土地上开出了花，有着一眼就能看到的美。
终于到了三年级，我第一时间申请加入少先队，很快我也拥有了自己的红领巾。年少的我，并不懂得红领巾由革命烈士鲜血染红的庄重意义。只知道我戴着它，走在上学放学的山路上，一路能招来无数的艳羡目光，这极大地满足了一个乡村少年的虚荣心。红领巾也似乎有着巨大的魔力，让我步履轻盈，走在盛开的云朵下，走在凉爽的山风里，漫步在繁花似锦的春天。
一次放学途中，几个小伙伴用铅笔和零食跟我交换，他们想要带一会儿红领巾，我爽快地答应了。认识的或不认识的同学，没有零食交换的同学，我都让他们带一会儿。那个下午我带着满满的收获回家了，但红领巾并没有跟着我回家。整个下午，我带上大姐二姐一家家去找，没有人记得谁最后带了我的红领巾。
晚上，母亲从地里回来做晚饭，父亲也下工回家，坐在灶台边儿添火。我向他们坦白丢失了红领巾，父亲听后没说话，母亲轻声叹了口气：“你啊，什么时候长大？养你们三个孩子不容易，你是一点儿都不知道。”在那个年代，身边很多女孩没上初中就出门打工的年代，我知道我们三个女儿是幸福的。但也许我太小了，我知道的还太少了。
父亲就着柴火点燃了一支烟，吧嗒吧嗒......一口气抽完了。以往每次抽烟，他都只抽几口，掐灭，确定凉了，再别进耳后下次再抽。过一会儿，父亲说：“这周末，你跟着我一起上工盖房子，去挣钱。”
那时，农村的老房还是鱼鳞瓦房，新建房才升级成平房，会用水泥、红砖、钢筋石板砌成一层楼。条件好的家庭会砌三四层，最高也不会超过五层，盖房材料都是人工背运上楼。父亲是大工，负责盖房子的主体，是体力活也是个技术活。小工负责递砖、和泥或者背运建材，没什么技术含量，听大工指挥就行。小工基本都是一些打散工的人，偶尔也有一些高考结束的学生来当临时工，挣些零花钱。
周末了，我跟着父亲去工地，房子已经在盖三楼最后一层了。原本包工头是不收未成年人的，更何况我才三年级。父亲拉他到一旁说了几句，他才同意收我。父亲给我一个蛇皮袋，让我装红砖，能背得动几块就装几块，从一楼屋外背上三楼。包工头给我定价十块红砖得两分钱，我要背够两百五十块才挣够五角钱。我试了几次，发现自己一趟只背得动五块红砖。就这样，在一个春天的周末，我穿着单薄的麻布衣服，任由蛇皮袋吊着红砖勒进我的肩脖，上楼下楼，来来回回，背够了五十趟，用了一天半的时间，拿到了五角钱，拿到了一条红领巾的费用。
晚上我吃完饭就早早睡了。迷迷糊糊中，一双大手搓揉着我的肩脖和后背，滑滑的，油油的，火辣辣的。我好像能听到母亲的怨怼声，又好像闻到父亲身上的烟草味，但我太累了，在肩脖摇摇晃晃中又沉沉睡去。
周一那天，我交给老师五角钱，是一分两分一角凑够的五角钱。重新把它戴在脖子上，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一条红领巾的重量，它不是轻飘飘的，它是两百五十块红砖的重量。而后我又想到，每次搬砖上楼时，看见坐在梁上添砖砌墙的父亲，他总弯着腰弓着背。他的背上，是我们姐妹三个的重量，也是生活的重量啊！
我想，就在重新带上红领巾的那一天，我长大了。
《巴蜀文学》出品
主编：笔墨舒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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