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读书》吴漫琪绘新中国成立前10个月，我出生在哈尔滨，幸运地成为新中国的同龄人。也许缘于同龄，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扣。上大学前，我在延安农村插队当农民，部队军马场当牧工，工厂当工人。好的说法，工人中选拔出来做干部工作。差的意思，不是科班出身，虽坐办公室，身份是工人。很快，这个悲剧演变成正剧甚至喜剧。1974年春节后，我受《陕西文艺》邀请，参加陕西诗歌创作座谈会。
《松下读书》 吴漫琪绘
新中国成立前10个月，我出生在哈尔滨，幸运地成为新中国的同龄人。也许缘于同龄，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扣。回想一生经历，最重大的转折是我走出校门10年之后，终于赶上了恢复高考。
上大学前，我在延安农村插队当农民，部队军马场当牧工，工厂当工人。文革结束，我调到地委宣传部当新闻报道员，调令上有4个字“以工代干”。什么意思？好的说法，工人中选拔出来做干部工作。差的意思，不是科班出身，虽坐办公室，身份是工人。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我去找部领导，要参加高考。部长听完我的话，瞪大了眼睛说，上大学干什么？学知识，学完干什么？还要回来工作!恐怕那时候，你现在的位子早叫别人占了!不就是“以工代干”嘛，好好干，过上一年半载，会给你转正的!部长是真心认为我脑子进水了。我只好照常上班。
一天午后，我骑着一辆飞鸽牌自行车飞快地滑过家门口的坡道去上班。自行车刚穿出巷口，就听得头上传来一声恐怖而绝望的尖叫。我一抬头，有个男人在小巷边高高的白杨树上，锯下一根树干侧枝，在他的尖叫声中，侧枝正从天而降。我本能地捏紧自行车的双闸，接着便眼前一黑，被弹到了空中。
救护车把我拉进了医院，经过检查，骨头和内脏都完好无损，碗口粗的树干，齐刷刷地刮掉我一层皮，从鼻梁到两只手臂再到两条腿。大夫说：真悬!自行车再向前1厘米，一切都不需要了。
很快，这个悲剧演变成正剧甚至喜剧。领导批准我在家养伤两个月，正好抽空补习，准备1978年高考。躺在床上怎么补？借来一叠课本读。我在床头贴了3张大图：中国地图，世界地图，外加一张中国历史年表。俗话说“地理一大片，历史一条线”，容易突击得高分。
我终于走进了1978年的高考考场，总分也还不错，只是大意失荆州，一贯擅长的语文分却最低。
语文作文是将一篇长文章删成600字的报道。一看题目，我乐了，这不就是我天天上班干的活嘛。用笔勾勾划划，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结果，检查了一遍都齐全，就交卷上去，也没认真数一下多少字。我心想：千军万马过高考，考官哪有功夫数多少字？天知道那回招生办动员许多大学生当义工来数这600字。多一字扣一分，于是我的语文就扣成了68分。
北京广播学院在我们地区只招一名，这个68分，让总分第一的我也没完全的把握了。在研究招生简章时，我发现其中有一句：“有特殊专长者优先”，便打肿脸充胖子，把自己在《解放军文艺》《诗刊》《北京文学》《陕西文艺》等报刊上发表的诗歌剪辑订册，送到招生办。这招灵，我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分到文艺编辑专业。
在恢复高考的机会面前，我交了两份答卷，一份是高考试卷，证明我曾经是个学习努力的学生；另一份是我写的那些作品，证明我在基层10年的努力……
1969年春节后，我到延安插队，住进生产队饲养员栗树昌老汉的家。他家境极穷，仅有一孔没有窗户的窑洞。我在这个家生活了一年，身上长满了虱子，学会了所有农活，唯一保持的习惯就是睡前要在煤油灯前看一会儿书。我的枕头旁有两本从四川带去的书，《鲁迅全集(第二卷)》和《战争与和平》残本。这两本书是我所有的财产，滋养着我长夜里的梦。
1973年，我在秦岭深处一家部队工厂政治处当“以工代干”的干事，我开始向刚复刊的《解放军文艺》和《陕西文艺》(原《延河》)投稿。投稿不花钱，信封写好地址，剪去一角，邮局就会投递。尽管投稿杳无信讯，我仍不断将稿件装进信封投进邮筒。当过农民让我知道，种不种在己，收不收靠天。
年底我收到从《解放军文艺》寄来的一个厚厚的大信封，我激动地打开信封，竟是整齐编号的一叠稿件，一年来寄去的稿件一件不少地退回，还附赠一本解放军文艺的笔记本。里面有编辑写的一封信，大意是说，我是他见到的最努力的作者之一，相信定会成功。没说写的怎么样。签名：雷抒雁。这是我投稿以来认识的第一个编辑，这个大信封是我得到的头一批退稿。尽管没发表，我写下的作品总算真有人看了。
1974年春节后，我受《陕西文艺》邀请，参加陕西诗歌创作座谈会。兴冲冲赶到西安，到了会场才知道，我是与会者中唯一没发表过作品的诗人。主编王丕祥老师介绍我时说：这娃有生活，就是不太知道写作的规矩，让他来参会，向大家学习，我们还要请他到编辑部来帮助工作。说完了，又重复一句：“这是我们的延安娃，我看是个好娃!”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文学活动。
当了见习编辑后，我可以凭主编的批条，到图书资料室借阅封存的资料，以便提高“批判水平”。每次可借出10本。在这段时间，我读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所有能读到的诗集。从贺敬之、郭小川、艾青到张志民，从但丁、普希金、惠特曼、聂鲁达到黄皮内部资料的梅热拉伊蒂斯的《人》。我每次走进这个没有被付之一炬的图书资料室，就想：这是我的大学，我的文学圣地。
我在30岁才走进大学，4年里，我以考试成绩均在90分以上的全优，完成了所有学业。学校发给我毕业证书的时候，《诗刊》的邵燕祥先生让我填了一份中国作协入会申请书，随后收到一本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证。
我感恩时代给我机会证明一个新中国同龄人应该是什么样。我感恩艰难岁月里那些让我走出人生困境的所有人。我感恩命运的一切，包括高考前那条小巷留给我的1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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