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好景不长，1942年4月，张芸芳突然因腹痛难忍而住院，经过检查她患上了肠道疾病。渡边纯请求那位德国医生务必要将“爱妻”治好，然而事与人违，张芸芳最终因手术无效而亡，时年仅30岁。芸芳之死，顿时成为爆炸性新闻，轰动德县全城。张芸芳头戴金玉首饰，身穿大红绣花绸缎薄棉衣裤，外罩大红丝绒斗篷，可谓阔绰。途径火车站、溜口街、太平庄，沿米市角向南，进入枣市街，日本士兵在城门处一字排开，灵柩经过时，同时朝天鸣枪。
侵华日军给占领区的妓女出大殡，这事儿听起来新鲜吧？您还别以为这是无稽之谈，此事发生在民国三十一年，即公元1942年，地点为山东德州，不过那会儿德州还是德县，故本文使用旧时名称德县。
这个妓女名叫张芸芳，天津人氏，没到德县之前，随其母以及两个妹妹在天津城南万德庄经营暗门子生意，其身份就是个“六毛随便”的土娼。
所谓“六毛随便”是民国时期天津卫一个特有的词汇，专门针对暗门子的姐儿们使用，意思是不值钱的便宜货，来者随便，绝不挑拣。
除了“六毛随便”之外，还有个“四毛随便”，主要扎堆在东车站地道外的一片棚户区，所接待的一水儿全都是在车站上“拉地牛子”的苦力。您甭亲眼所见，您仅凭想象，那种糟糕的环境也就可想而知。
张芸芳的妈，早些年在天津卫最著名的老鸨子“小李妈”的手下混饭辙，后来人老珠黄不招待见了，索性拉着自己的三个亲生女儿，还有个名叫田玉芹的外甥女，自个儿挑大梁干起了“土窑子”的买卖。
张芸芳的大哥张天宝，本就是个不务正业的“狗烂儿”，自打老妈拉着他的三个亲妹妹干了“土窑子”，他索性也给自己找了个差事，专管在破院子外面“插旗”。
所谓“插旗”，又叫“蹲门貂”，这是老年间天津卫的混混儿惯用的一句切口，如今依旧在用，也就是放哨盯梢的意思，通过察言观色，辨清那些在院子外面走过路过的爷们儿究竟是来找乐子的，还是来“钓鱼儿”的。
要说起天津卫的老玩意儿，“大狮”我不歇嘴地抖搂上三天三夜也抖搂不完，本文只说张芸芳的人生经历，不是说津门历史，故而简单白话这么几句，权当抖个小包袱。
至于为嘛张芸芳姊妹三个跟着老妈、哥哥还有田玉芹来到德县，那是因为民国十七年，“法国大香蕉”出资跟一位姓徐的原北洋大佬在万德庄开办纱厂，为了不让洋人看笑话，徐大佬索性派人把所有的暗门子全给封了。
混饭辙的营生没了，于是乎一家人通过一个亲戚牵线，来到了山东德县另起炉灶。
最初一家人住在长乐门的于家胡同，照旧按照在天津之时的揽客技巧，在门上贴上“六毛随便”的一张黄纸条子。
不出三五日，来此玩乐的山东爷们儿络绎不绝，张芸芳姊妹几个顿时成了红人。赶巧这一年正逢德县拆除城隍庙办中山市场，为了打响名号，德县县署大办年会，招揽四方客商来此投资。
张芸芳姊妹几个赶上了好机会，搭台子说唱大鼓书，借此给自己打广告。您还别以为“打广告”三个字属于现代词汇，其实早在清末时节，这个词汇就已经出现了，那会儿的报纸与今天没什么差别，除了正文之外，就全是小道新闻和各类商品广告，甚至就连专门经由偷渡买卖的“蛇头”，也敢名目张道的在报纸上登广告打招牌。
要说张芸芳也的确是个多才多艺的女子，字正腔圆，有板有眼，她不但能唱“天津大鼓”，还能唱“乐亭大鼓”、“京韵大鼓”，“十不闲儿莲花落”等雅俗共赏的玩意儿也是张口就来，兴起之时，还能扯嗓子高唱山东琴书，惹得喝彩声此起彼伏。
如此多才多艺，加之身材苗条、容貌俏丽，又逢二八妙龄，自然逗人稀罕，随之一炮打响，轰动全城，不光是德县的爷们儿，庆云、无棣、乐陵、阳信等周遭县城的爷们儿也都纷纷来捧场。
钞票滚滚而来，从此张芸芳姊妹几个穿金戴银，一个个捯饬的跟天仙儿下凡似的，更是招惹了许多浪荡公子哥儿风雨无阻地来送钞票。
就这样“明艺暗娼”干了几年，小宅院换成大院套，平房换成了小洋楼，张芸芳的名声丝毫不减当年，反倒越发有名，是今天的小网红们所不及的。
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人占领了德县，张芸芳不得已丢下说唱的营生，迁往大有栈街重新挂牌为娼。没想到驻守德县的日军竟慕名而来，张芸芳的老妈趁机攀附日本人，要借日本人的势力撑腰，她给没名的窑子取了个“芸芳书寓”的字号，让张芸芳姊妹几个施展出浑身解数，让一个又一个日本侵略者拜倒在她们的石榴裙下。
从此之后，张芸芳姊妹几个只接待日本人和那些替日本人效力的汉奸，驻德县日本军官渡边纯、日本宪兵队长佐藤一木，翻译官陈永惠，张谚云，伪保安队大队长董树斋、史存善等一众魑魅魍魉整天出入于此，“芸芳书寓”已然成了他们的安乐窝。
自从靠上了日本人这棵大树，张芸芳这个妖妓越发变得目中无人，乘坐小轿车招摇过市，对在日本侵略者铁蹄下苦苦挣扎的德县百姓毫不怜悯，有谁挡了她的车，司机跳下车就打人，谁敢反驳立即抓到宪兵队。
为了壮大自己的买卖，张芸芳买了几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作为女招待伺候日本人，其中有个名叫小花的姑娘，被张芸芳认作干女儿之后，又拜认渡边纯为干爹。而渡边纯也将“芸芳书寓”当成自己的家，称张芸芳是他在中国的妻子。
渡边纯对于张芸芳的爱绝不是虚假的，他为张芸芳可以做任何事情。有一回，济南警务段押车来德县的乘警队长张树林带着几个兄弟慕名来到“芸芳书寓”，指名道姓要张芸芳出来陪酒。张芸芳的老妈看不起这些丘八，让已经当了汉奸的儿子张天宝赶他们出去。张天宝自认为是日本军官渡边纯的大舅哥，对张树林等人又吼又骂。张树林一伙丘八自认为给日本人送物资有功，因此也不将张天宝放在眼里，双方大打出手。
日本宪兵赶来之时，张天宝已经被打得鼻青脸肿，而张树林一伙也早已一哄而去。张芸芳见自己的大哥挨了打，立即给渡边纯打电话，要求渡边纯必须给大哥出了这口气。
渡边纯立即指派宪兵队到车站抓人，日本宪兵将待发的列车扣住，跳上列车从前到后逐节车厢查找，终于将张树林一伙找到。带到宪兵队后，将这一伙人一顿毒打，然后用刺刀逼着他们到“芸芳书寓”，跪在张氏兄妹面前磕头道歉，然后才放他们走。
通过这件事，可见张芸芳在德县已经成了只手遮天的人物，谁也不敢动她一根毫发。
然而好景不长，1942年4月，张芸芳突然因腹痛难忍而住院，经过检查她患上了肠道疾病。渡边纯痛心不已，特意派专车从青岛接来德国医生为张芸芳会诊，德国医生认为张芸芳患上了肠癌，尽管可以手术，但是难度很大。
渡边纯请求那位德国医生务必要将“爱妻”治好，然而事与人违，张芸芳最终因手术无效而亡，时年仅30岁。
芸芳之死，顿时成为爆炸性新闻，轰动德县全城。葬礼当日，驻守德县的日军全员出动，伪警察局、日本特务机关、伪警备队、伪保安队、各级伪官僚、土豪劣绅、富商巨贾、宦门阔少等等等等，无不麋集于张芸芳的灵前，捶胸顿足、痛哭流涕、如丧考妣，并纷纷慷慨解囊，为张芸芳大办丧礼。
渡边纯痛失“爱妻芸芳”，毫不顾忌帝国军人的颜面，在灵前号啕大哭，用额头碰撞灵柩。
张芸芳头戴金玉首饰，身穿大红绣花绸缎薄棉衣裤，外罩大红丝绒斗篷，可谓阔绰。棺木选用红漆柏木，雕工精美，厚重宽大，由24名杠夫抬着，外罩大红缎子，金丝绣“龙凤呈祥”四个金字。雪花雪柳、童男童女，挽联难以计数，殡葬用品堆积如山。
道士、和尚、尼姑、吹鼓手四帮子人吹打诵经，德县内外所有的娼门全都关张，所有从事暗门子职业的女子必须全部上街为张芸芳送葬，一时间满大街的“花蝴蝶”，穿旗袍的、穿丝袜高跟鞋的，烫着西洋蓬蓬头的，各式各样的“花蝴蝶”叼着洋烟卷儿站在街头，与其说她们是在为张芸芳默哀送葬，不如说她们是招引客爷的女招待。
送殡队伍当中，伪县长秘书鲍海生担任“文引”，伪保安大队长董树斋担任“武引”，两人骑着高头大马在灵前开道，日本宪兵与伪保安队成员等军警单位持枪站立道路两旁，前面是军乐队吹着军号、敲着洋鼓，后面跟随渡边纯等日本军官、特务、汉奸等众，护送由24名杠夫抬着的灵柩缓缓前行。途径火车站、溜口街、太平庄，沿米市角向南，进入枣市街，日本士兵在城门处一字排开，灵柩经过时，同时朝天鸣枪。
最终，送葬队伍在城东南小赵庄附近停下，张芸芳的灵柩通过索道缓缓放入提前挖好的坑穴中，渡边纯捧着泥土大哭，算是送完了“爱妻芸芳”最后一程。
这座屹立在鲁北之地，在夏朝便居住着鬲氏、有穷氏的古老县城，破天荒的出现这种荒唐事，怎不令人啼笑皆非？虽然这一丑闻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但在一些尚在人世的德州老人的脑海里依旧记忆犹新。
（文章参考自山东省德州市文史办留存旧档案书写，配图全部为上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德县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