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任重兄依然信心十足，表示一定会出版面世，不必忧虑。这样，儒教既无组织以弥伦其志识，又无地盘以支撑其事业。当然，儒教组织必须在国家法律范围之内开展活动。以上论说是欲说明，何以儒教之复兴需要有专门的组织机构，需要有专门的弘教道场的根本原因。已矣夫，儒教之难，固其宜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作者：张晚林
一批民间知识份子，致力于儒教之复兴，企图出版相应的书籍刊物加以弘扬推进。其中以任重兄出力最多，贡献尤大，他不但在工作之馀编辑了《儒生》辑刊，而且主持主编了《儒生文丛》第一辑的出版。这些书刊，都是在没有任何固定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得以印行的，个中之艰难，只有任重兄自己知道。如今，《儒生文丛》第二辑已蒐集书稿十本，即将交由出版社付梓，但因为出版资金无著落，故至今仍无任何进展。但任重兄依然信心十足，表示一定会出版面世，不必忧虑。这裡特别提出此点，并不是要宣扬任重兄个人的善举，因为对于一个笃信儒教的士人来说，此亦为分内之事，不必特别加以称道。我之所以说此，只想让大家正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即儒教之花果飘零，既而重视儒教之复兴问题。
本来，在传统的中国，有儒道释三教分签共架、并行不悖，且以儒教为主体。这三教，都有各自的组织、道场与财产，使得它们都得到了健康而持续的发展。但一九四九年以后，因中国的历史巨变，意识形态领域的唯物主义、无神论与科学主义的宣扬，使得宗教文化在大众心裡受到了程度不同的质疑，乃至否定。这样，三教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都表现出了萎缩之势。但儘管如此，佛教与道教依然保持有相对稳定的组织机构，对于这些机构，由国家出资建设，且道观、寺庙等宗教场所亦分别为道教组织或佛教组织所有，它们都有一定的资产以支撑其生存。因此，道教与佛教基本上能维持在相对比较好的自我运行上，这为它们弘教宣道，以满足信众的需要提供了方便。但出乎意料的是，曩时最兴盛的儒教，却彻底花果飘零，不但没有儒教的组织机构，甚至儒教是不是“教”亦被质疑。而且，儒教昔时弘道宣教的场所——文庙或书院，或辟为商业旅游之地，或废弃为仓库，或用为办公场所。这样，儒教既无组织以弥伦其志识，又无地盘以支撑其事业。于是，儒生弘教之难，不亦宜乎？！
谚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儒教无组织、无场所、无资产，使得儒生成无主之游魂，儒业为断潢之绝港。于是，“文丛”出版之遭遇，岂非事有必至乎？爲了改变这种状况，复兴儒教昔日之盛况，或至少应与当今儒、道二教并驾齐驱。谨作两点呼吁：
其一，全国儒生应联合起来，成立儒教组织机构，领导儒教事务。与佛、道二家的组织机构一样，国家应承认它的合法性，并以国家的名义加以推进与资助。当然，儒教组织必须在国家法律范围之内开展活动。
其二，全国数以百计的文庙与书院，是儒教弘教宣道的场所，应划归儒教组织来管理，需要修缮或重建的，由国家财政划拨专项资金加以修缮或重建。
或曰：如今大学中有专职的儒学教授，有朝一日，国学进课堂，儒教或可渐至复兴矣。儒教之复兴何以必待恢复文庙和书院的教化功能耶？答曰：专职的儒学教授或国学进课堂，斯二者皆不可至儒教之复兴。何也？
先且看大学中之专职儒学教授。的确，全国各大学中分别有数量不同的专职儒学教授，他们的水平虽不一，但多能尽职于儒学之研究。但爲什么他们不能担纲儒教复兴之大任呢？这在于他们治学之精神与愿力。大学中的专职儒学教授，之所以要进行儒学研究，其精神与愿力是要做学问家，而不是圣贤。于是，他们之阅读经典，并非希望以经典之精神感召自己，提升自己，而是质疑其中的问题，以便构造自己的哲学系统，美其名曰“学术创新”。而其自己对于经典中的圣贤精神是否敬信与执持，在儒学教授那裡，是很少被问及的。诚然，如果只是想做学问家，那就应该有所创新，不然无以在学界自立。但这只是在“做学问”，而不是“弘教”。“做学问”中的儒学是学者追讨的对象，以客观冷静的态度来审视它，完全除去了信念与情感。一个人何以以儒学为学问追讨的对象？可能是因为专业的限制，亦可能是因一个现实的机缘。从原则上讲，这个人完全可以不以儒学为追讨对象，亦可做类似问题的研究，而成为这个领域的学问家。但“弘教者”决不如此，他们乃基于圣贤精神的感召，欲罢不能，既而成为自家生命之信念与价值之归依，最后投入精力与情感以弘扬此种精神。他们只在乎此种精神是否能化民成俗，而绝不在意自己是否对此种精神有所创新。总之，学问家是冷的智光多，而弘教者是热的德力足。冷的智光虽然于弘教并非完全无价值，但仅有这冷的智光是决不够的。而问题也恰恰在这裡，大学里这些专职儒学教授只是关注这冷的智光。吾曾在弘毅会讲中告诫诸生：“对于圣贤书，不要随便质疑。”此语一出，立即便遭到我的同事及诸生的反对。“何以不能质疑？你这不是思想专制吗？”吾答曰：这要看你以怎样的心态，如果你只想做学问家，那就要质疑，且应该质疑；但如果你只是想学圣贤，那麽，你就不应该质疑。但对于庸众来说，吾人读圣贤书其实不是想做学问家，而是企慕圣贤而欲学之，故不应质疑。但学问家的本性，就在于质疑以创新，焉能把弘扬儒教之责任寄之于他们。李空同尝谓：“真诗乃在民间。”吾人亦可谓：“真儒乃在民间。”把儒教复兴之希望寄之于大学中的专职儒学教授，可谓是所托非人也。吾之此说，决非有意贬抑儒学教授之学术成就，就学问家自身而言，他们或可足以名世，但再炫目的学术，与弘教无关。这也是爲什么儘管西方各大学虽有宗教学教授，乃至有专门的神学院，却依然需要专职的传教士存在的根本原因。因为大学属于广义的教育系统，而不是狭义的弘教系统。由此，我们便可进入第二个问题的探讨。
在中国，无论是初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均没有普及国学教育，于是，有人希望通过国学进课堂，普及国学的方式来复兴儒教。那麽，国学进入课堂而普及之，是否可带来儒教的复兴呢？我看依然很难。何也？因为现代教育的模式与古代中国书院教育之模式根本不同，同样是传授中国的“四书五经”，其背后之精神霄壤悬隔。中国古代书院的教育模式，其根本理念是“学达性天”。所谓“学达性天”乃究极天人性命之学，其根本目标是要人成为圣贤，外此无别务。但是，中国现在的教育模式，无论是初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是从西方引进的课堂模式。而西方的这种课堂模式乃建立在科学知识传授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西方的教育其所究极的是科学知识的客观传授，而不是要人成圣贤。西方的这种教育模式相对于它们的教育目标而言，是很成功的，但如果用这种模式来传播圣贤学问，却绝对的不适用，最终亦不可能取得成功。因此，即便有朝一日国学真的进入了课堂，也不可能使得儒教复兴，这是可以预见的。当然，国学进课堂并非完全无意义，可以使国人获得一点国学之知识，这些知识或许可以助人存养儒教之信仰，但又没有必然性。简言之，知识与信仰没有必然的联繫。这也是爲什么许多儒学教授具备深厚的儒学知识背景，却没有儒教信仰的原因所在。请切记，儒教不是知识，是信念，是行动，是智慧，是生命的安顿与解放。这些东西决不是在课堂里可以获得的。所以，寄希望于在课堂里普及国学而复兴儒教，此理想不过水中之月耳。
以上论说是欲说明，何以儒教之复兴需要有专门的组织机构，需要有专门的弘教道场的根本原因。所以，建立专门的儒教组织机构与弘教道场，并不只是为儒教争财产，更是为儒教自身的发展争理念。当我们看到，众多的文庙与书院成为某些人获得商业利益的手段与机器、而游人们却不知其在中国文化中所蕴涵的重大意义而肆意嬉笑于其间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儒学经典成为了众多学人士子显示学问而不是修身养性、而学生们却为这学问之高深与问题之尖刻而吸引疯迷的时候，我们该作何感想呢？难道这不是对圣物的践踏、经典的亵渎与圣贤的不敬吗？
已矣夫，儒教之难，固其宜哉？！有识之士，当有所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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