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会议濒临破裂的关键时刻，中国代表团积极斡旋，提出了解决老挝和柬埔寨问题的方案。7月21日，会议通过《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印度支那基本恢复和平。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同时开辟两个战场，一个在会议之内，一个在会外。苏联代表团的新闻联络官说，这是个创举，表示要向中国代表团学习。
日内瓦会议以什么身份参加?【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回眸】，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日内瓦会议以什么身份参加?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日内瓦会议以什么身份参加
【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回眸】
1954年4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身份参加的大型国际会议。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会议濒临破裂的关键时刻，中国代表团积极斡旋，提出了解决老挝和柬埔寨问题的方案。7月21日，会议通过《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印度支那基本恢复和平。日内瓦会议也成为中国和西方开展接触的重要场合，中国在会场内外展现斗争精神和灵活态度，同美、英、法等西方国家接触取得重要成果，冲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封锁和禁运，实现了外交突破。
两套服装。鉴于日内瓦会议的重要性，无论是新中国的形象还是每一个代表团成员的形象，都显得极为重要。出发前，周恩来向代表团成员专门叮嘱：中国是一个大国，到日内瓦是参加一个正式的国际会议，我们是登国际舞台了，因此要唱文戏，文戏中有武戏，但总归是一个正规戏、舞台戏。有几个兄弟国家参加，要配合，要有板有眼，都要合拍。又是第一次唱，所以还要本着学习的精神。
为唱好这出“文戏中有武戏”，周恩来交代：给每人做两套服装，一套是灰色的西装，一套是中山装。整齐统一，简洁明快，干净利索。
4月24日下午3时，周恩来一行抵达日内瓦机场。各国记者蜂拥而至，其中数美国记者最多，他们几乎从未与中国共产党的官员打过交道。飞机停稳了，第一个走出机舱的就是周恩来。他身穿得体的大衣，右手自然地举过眉梢，微笑着向前来迎接的人们致意。
周恩来的身后是张闻天、王稼祥和李克农，随后是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顾问有雷任民、师哲、乔冠华、陈家康、柯柏年、宦乡、黄华、龚澎、吴冷西、王倬如、雷英夫……这支队伍集中了新中国最优秀的外交官。
中国代表团向在场记者散发了周恩来的机场书面声明，向记者们提供了一份独特的有关周恩来的介绍材料。这是一份仅1800字左右的中英文对照的书面简历，上面写道：“周恩来（生于1898年），中国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之一……”
这份简历，就连中国代表团的许多成员事先都未见过。它的起草者是中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李克农。这是经中共中央直接批准的，一份少有的以个人简历为内容的对外宣传材料，意在通过宣传周恩来而宣传新中国，并首次使用了“最亲密的战友”这种提法。
第二天，在关于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报道中，西方媒体上出现了这样一些语句：“一个年轻的红色外交家率领了一批更为年轻的红色外交家……”“他们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连手提箱也都相似……”
两个战场。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同时开辟两个战场，一个在会议之内，一个在会外。同会场内充满火药味的唇枪舌剑、针锋相对相比，会外的活动则显得平和儒雅，透露出机敏和睿智。
日内瓦会议吸引了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媒体和记者前来报道，仅在“新闻之家”登记的记者就有近千名，这在当时是破纪录的。周恩来规定，除新闻发布会外，外国记者同中国代表团接触，一律通过新闻办公室。
周恩来对接待外国记者的工作，作了五条原则指示：（1）来者不拒，区别对待；（2）谨慎而不拘谨，保密而不神秘，主动而不盲动；（3）记者提问，不要滥用“无可奉告”，凡是已经决定的，已经公布的，经过授权的事，都可以讲，但要言简意赅，一时回答不了的，记下来，研究后再回答；（4）对于挑衅，据理反驳，但不要疾言厉色；（5）接待中，要有答有问，有意识地了解情况，有选择有重点地结交朋友。
中国代表团新闻办公室设在宝瑞华旅馆，来访的外国记者很多，他们着重询问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周恩来对此早有预见，事先就让有关部门编写了介绍中国情况的材料，还带去了国内出版的外文书刊。有了这些材料做依据，对外国记者提出的问题，基本上都能回答。周恩来还指定专人进行了检查，确保回答准确。
周恩来进一步指示，接待外国记者的方式不能是“守株待兔”式的，可以为友好的记者举行小型宴会，为一般的记者举行大型冷餐招待会，便于宣传“自己”，了解对方，结交朋友。不久，越来越多的西方记者询问中国的外贸情况，原先准备的材料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周恩来指示要新闻办公室为外国记者举行一次中国外贸问题座谈会，外国记者反映非常好。
两部电影。为了破除美西方对新中国的偏见，周恩来指示为外国记者举行电影招待会。他特别交代：要选好放映日期，不要在开会的日子，也不要在周末，把请柬分成两种，一种指名邀请，一种不写名，就放在“新闻之家”，准备让台湾、南朝鲜以及不便邀请的美国记者自取。放映时根据中文解说词，用英文通过扩音器作简单说明。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代表团首先放映了《1952年国庆节》。能容纳350人的电影院座无虚席，还有人站着看。一名瑞士记者在报道中说：“当全副武装的中国军队和手捧鲜花的姑娘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跨过日内瓦的银幕时，西方和东方的无冕之王们都情不自禁地一起发出轻轻的赞叹声。”苏联代表团的新闻联络官说，这是个创举，表示要向中国代表团学习。
周恩来又安排播放了一部精彩的中国爱情片——越剧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周恩来特别要求：“要在请柬上写上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并在放映前做3分钟的说明，概括地介绍一下剧情，用语要有点诗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入电影，不再做其他解释。”影片放映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一名印度记者看后惊叹：“新中国成立不久，就能拍出这样的片子，说明中国的稳定。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之后，这部电影又在更大的范围放映了几次，影片的色彩和音乐广受赞誉，被誉为“东方式的细腻的演出”。
在历时3个月的会议期间，周恩来以其过人的敏锐、出众的智慧、令人陶醉的风度和魅力，赢得了众多与会者的赞誉和国际舆论的好评。甚至有人说：“苏联人将外交变成科学，而中国人使外交成为艺术。”
（作者：李中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