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斯多德认为，感官的生理快乐、追求荣誉的生活，很容易使人成为欲望的奴隶，无法获得真正的幸福。而只有遵循“中道”原则才能真正获得幸福。以情感为例，勇敢是恐惧和鲁莽的中道，节制是放纵与冷漠的中道，自信是骄傲和自卑的中道。骄傲和自卑都是极端的状态，而自信才是最为适度和适中的最佳状态。二者都主张在情感表达和实践行为当中要把握“度”，并将适度、适中作为理性认识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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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他在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自然科学、宇宙论诸多领域颇有建树，还是形式逻辑（三段论）的发明者。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句名言表达了亚里士多德对恩师柏拉图的尊重以及与老师观念的不同，柏拉图认为世界是“被制作的东西”，亚里士多德则把世界看作自然。
拉斐尔的画《雅典学院》中，柏拉图用手指天，亚里士多德则把手朝向地，寓意柏拉图倾向于超越世界的理念，与其相对，亚里士多德则从可以经验的现实思考问题。一个是理想主义者，一个是现实主义者。
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就是至善。“至善”就是最崇高的善，“善”（英文good）意思是良好、美好、友好等，伦理学上指好的品质、行为，心存仁爱，品质淳厚。
在《尼格玛克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指出：“一切技术、一切规划以及一切实践和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因为人们都有个美好的想法，即宇宙万物就是向善的。”
也就是说，人的任何实践活动都是有目标的，而这个目标就是至善。幸福是生命的自然目的，行为所能达到的全部善的顶点就是幸福。
亚里士多德把人类生活分为三类：一是追求财富和满足各种欲望的生活；二是政治生活，泛指参与公共事业、追求荣誉为目的生活；三是思辨的生活，是指与心灵修养相关的生活。
亚里斯多德认为，感官的生理快乐、追求荣誉的生活，很容易使人成为欲望的奴隶，无法获得真正的幸福。他说：“快乐和荣誉虽然都是可选择的目的，但都是自身以外的他物，唯有思辨生活才是为自身的选择，才是不累于他物的最大幸福。”
人的一生中，我们都会同时需要上述三种生活，只是每种生活的占比不同决定了人们生活质量的差异。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成功的人生取决于身体的、外在的、心灵的资产。而只有遵循“中道”原则才能真正获得幸福。
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有点像孔子的“中庸”，中道强调适中、适度，既不要过度放纵，也不要不及，即“过犹不及”。
以情感为例，勇敢是恐惧和鲁莽的中道，节制是放纵与冷漠的中道，自信是骄傲和自卑的中道。
骄傲是一种过分的状态，而自卑又是一种不足的状态。就像天平一样，自信在这中间，盲目自信就是骄傲，而不自信就陷入了自卑。骄傲和自卑都是极端的状态，而自信才是最为适度和适中的最佳状态。
孔子的“中庸”与亚里士多德的“中道”作为中国和古希腊传统道德的重要精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把德行与至善作为追求的目标。二者都主张在情感表达和实践行为当中要把握“度”，并将适度、适中作为理性认识的标准。
二者的主要区别体现在“中庸”追求的是“致中和”的态度，而“中道”实现的是“公正”的品质。孔子的中庸思想侧重于先验德性论，讲求修养与和谐；而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则强调经验德性论，追求自由与公正。
“中道”和“中庸”都在持“中”，但持“中”绝非是“骑墙派”式的折衷主义，亚里士多德与孔子都非常排斥折衷主义。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中道的德性是至善，而不是过与不及的调和或折衷主义。孔子则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一论述来反驳与呵斥混淆是非、折衷调和的好好先生——“乡愿”。
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德行、至善、中道，对现代人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现代社会，很多人片面追求财富、感官的快乐、荣誉和地位，这无可避免地会造成人欲横流、纵欲无度等不良社会现象。而建立良好的德行，遵循中道，人就可以得到救赎。
“中道”和“中庸”原则对人的理性要求是非常高的，人只有在充分认识自己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做到既节制、不放纵，又不畏手畏脚。
幸福就是至善，每个人都心存善念，我们的发心动念和行为都会受到约束，在遵守“中道”原则的基础上，去追寻更高的人生境界，这样，人就可以获得最大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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