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范进，孔乙己的命运至死都未能改变。长衫和短衣，是阶级与地位的象征。然而，与孔乙己不同，范进身上似乎并未体现这样的自我认同。未中举之前，范进虽有家室，有一间破草房，还讨了胡屠户家养到三十多岁才出嫁的女儿做老婆。但是在人前，孔乙己绝不自认下贱。相比较，孔乙己命运的悲剧成因则更为复杂。而正式废除科举的时间是在二十世纪初的1906年。然而，虽说当时的科举尚未被完全废止，但随
孔乙己是鲁迅小说中的人物，能被我们熟知，主要因为他曾出现在语文教科书里，是鲁迅笔下典型的旧知识分子形象。无独有偶，教科书上还有一个类似的人物形象，就是课文《范进中举》中的范进，选自清代小说家吴敬梓的《儒林外史》。
孔乙己的时代背景是清末；《儒林外史》表面上写明朝，实则影射18世纪的清朝。孔乙己和范进，时间相隔几百年，两人同为科举制度禁锢下的旧知识分子，而命运结局却又大相径庭，这是为什么呢？本文将在逐层剖析二者命运成因的同时，为您讲述课文背后的故事。
关键词：孔乙己，范进中举，科举制度
引言先说范进，课文中令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当属他中举后发疯的情节。范进从二十岁开始，一直考到五十四岁才中举。三十多年里考了二十几次屡试不中，他又为何能在五十四岁这年开始，连中秀才和举人呢？其实还不止，课文没说的是，范进后来更是中了进士，还在京城做了大官。他的命运缘何突然得以改变？
由于《孔乙己》是短篇小说，作者对人物的生平、来历没有过多交代。或者说鲁迅的写作目的，从来都不在于人物本身，不是为了写人而写人。他是为揭露掩藏着人物命运背后更为深刻的问题。相比范进，孔乙己的命运至死都未能改变。小说中原文写道：
孔乙己原来也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1]，又不会营生；于是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了。
每当咸亨酒店里被旁人调侃他“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时，他便颓唐不安起来，嘴里说些“之乎者也”之类难懂的话。这着实是一种无奈，除去其自身问题，我想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这点我们放在后文说。
有功名和无功名，差距竟然这么大！鲁迅说孔乙己是唯一站着喝酒而又穿长衫的人。非常简洁的一句话，从外貌到心理，精确勾勒出这个穷酸、落魄而又清高的旧知识分子的轮廓。长衫和短衣，是阶级与地位的象征。可见以读书人自居的孔乙己，不管活得多么潦倒，内心里却是自命不凡的，不肯降低身份与穿短衣的普通大众为伍。
这种知识分子精神高贵的思想观念自古有之，尤以魏晋时期为甚。然而，与孔乙己不同，范进身上似乎并未体现这样的自我认同。我想，这或许与范进需要面对更多的现实生活问题有关。哪怕乡试发榜那日，他也不得不为无米下锅而进城卖鸡。到是他丈人，那个真正的市井小民胡屠户，在范进进学后反而说教他：
“凡事要立起个体统来……不可坏了学校规矩，与一般平头百姓拱手作揖、平起平坐。”
未中举之前，范进虽有家室，有一间破草房，还讨了胡屠户家养到三十多岁才出嫁的女儿做老婆。但实际生活情况，恐怕比孔乙己也好不了多少。文中说他家徒四壁、要啥没啥；去省城乡试，人一走，家里老婆、老娘便饿了三天。
所以，我以为范进未必没有清高之心，也可能是被那个势利眼的胡屠户长期的责骂而消磨掉了。当然，想必胡屠户也确实没少贴补范进。你看范进考上秀才当日，胡屠户拿来一副猪大肠和一瓶酒，说是道贺，结果一开口就不像那么回事儿：
“我自倒运，把个女儿嫁与你这现世宝穷鬼，历年以来，不知累了我多少；如今不知因我积了什么德，使你中了个相公，所以带瓶酒来贺你。”
假设范进也是老哥一个，没有家庭的话，又当如何呢？再说孔乙己是真的清高吗？别人说他偷东西，他不肯承认，还与人争辩；接着又说“窃书不算偷”。原文写道：
“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
“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出自《论语·卫灵公》，意为君子即便身处逆境，也可以安贫乐道而不失节操。孔乙己显然做不到，那种生存环境之下也没人能够做到。但是在人前，孔乙己绝不自认下贱。即便后来被打折了腿，明知瞒不过众人的眼睛，口中却还在分辨是“跌断”……
可见孔乙己所谓的清高，也不过是死要面子的自欺欺人罢了。这一点甭说古代读书人，今天这样的人也未必没有。
范进中举后发疯，在众邻人的强逼下，被胡屠户一巴掌“打回原形”。至此命运得以彻底改变，是真正的今非昔比。书中说自那以后，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尤其是那个从无来往的张乡绅，不仅送银钱，还送他城里三进三出的大宅子。范进推辞，张乡绅急了道：
“你我年谊世好，就如至亲骨肉一般；若要如此，就是见外了！”
张乡绅也是张举人，与范进从毫无瓜葛到称兄道弟；孔乙己也曾遭遇过一个丁举人，结果却是被打折了腿。进学与未进学，有功名和无功名，差距竟然这么大！
范进的命运因何而变？下面谈谈范进的命运为何会在一朝得以改变？简单说来，原因有二。其一在于锲而不舍；其二是贵人相助。《范进中举》这篇课文里没提到的，就是范进的贵人周进。而周进之所以会帮助范进，是因为在范进身上，他看见了当年自己的影子。
范进中举时五十四岁，周进只比他惨了一点点，六十多岁还没考上秀才。是周进文章不好吗？和范进考了二十多次没中的原因一样，只因那糊涂考官不识才。后来，众亲朋为周进捐了个监生[2]，让他得以跳过院试[3]直接参加乡试[4]。
开了这个头，周进势如破竹，直到考中进士，做几年官后被派遣广东学道，组织当地院试，因此才遇到前来应考的范进。见其穿着寒酸，又问过经历后心生怜悯。范进的文章确实火候已到，不过可能路子有点怪，这也是他之前屡试不中的原因之一。周进将范进的卷子反复看了多遍，方才回味过来，书上原文写道：
“这样文字，连我看一两遍也不能解，直到三遍之后，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见世上糊涂试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忙取笔细细圈点，卷面上加了三圈，即填了第一名。
范进的“笑话”和孔乙己的“迂腐”有了这次周进的慧眼识才，范进先是进学，再中举，没多久又中了进士。这也是课文里未曾提及、小说中确有的事。和周进一样，范进在京城做了几年官后，被皇上钦点山东学道。山东是周进的老家。赴任前，周进托付范进留意提拔自己当年开蒙过的一个叫荀玫的学生。发榜前，范进查阅了几百张卷子，也未见有荀玫的名字。吃饭时一个幕客讲笑话，原文如下：
“数年前一位老先生点了四川学差，在何景明寓处吃酒，景明先生醉后大声道：‘四川如苏轼的文章，是该考六等的了。’这位老先生记在心里，到后典了三年学差回来，再会见何老先生，说：‘学生在四川三年，到处细查，并不见苏轼来考，想是临场规避了。’”说罢将袖子掩了口笑。
然而，范进听后却依旧愁眉道：“苏轼既文章不好，查不着也罢了，这荀玫是老师要提拨的人，查不着不好的。”
能考中进士，想必范进至少四书五经倒背如流，学问定不会差。然而他竟没听出这是笑话，竟不知道苏轼！这当然是吴敬梓对“八股取士”制度极其辛辣的讽刺。同样，孔乙己没学问吗？从他与小伙计的对话中可以了解，他知道“回”字有四样写法。鲁迅于此处的写作目的，在于讽刺旧文人迂腐，拿无用知识当学问。
可是放在今天，你若知道一个字的多种写法，很可能是这个领域内的专家；若再将四书五经烂熟于心的话，那岂非是国学大师了吗？
因为科举能改变寒门知识分子的命运，成就了范进前后天壤之别的“戏剧”人生。同样也正是因为梦想着靠科举改变命运，造成了更多人命运未能改变，却被其禁锢一生的悲惨结局。
孔乙己为何不曾进学？相比较，孔乙己命运的悲剧成因则更为复杂。鲁迅在小说《孔乙己》文后的落款时间是一九一九年三月，而正文开头交代说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孔乙己的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末。而正式废除科举的时间是在二十世纪初的1906年。所以孔乙己没有进学的原因，不是他没考就是考了没中，而并非不能考。
然而，虽说当时的科举尚未被完全废止，但随着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科举考试早已不是先前单一的八股文章。光绪十四年，清政府更是将自然科学纳入考试内容。按孔乙己的年龄，他肯定是不懂新学的。因而仅这一条，他这辈子也不可能再有进学的机会。这样说他又确实没法考。归根结底，孔乙己悲剧命运的主因是时代造就的。
结语：孔乙己和范进，二者没有本质区别孔乙己和范进都是旧知识分子，他们的学习内容基本是相同的。最大的区别在于，制度未变之前，范进或许一辈子考不上，但他始终具备改写命运的可能性；而时代变迁，制度改革以后，孔乙己则永远地丧失了这种可能。
实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纵然有许多弊端，也不得不说其给了无数寒门子弟以改变命运的机会。所以古人才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又说“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
一种制度，长久不变会趋于僵化，无法满足时代的需要。但如果人为地强行改变，势必造成更加严重的社会问题，自然也会有个体为此“牺牲”，孔乙己便是其中之一。
但反过来说，如果将二者放在同一时代，同样的条件之下。孔乙己不过就是个失败的范进；范进只是个幸运的孔乙己而已，两人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1]科举制度中，考入府、州、县学，做了生员，叫做“进学”，也叫做“中秀才”。（引自百度百科）
[2]监生是国子监生员的简称，即明清两代取得入国子监读书资格的人。
[3]院试是明清时代由各省学政主持的考试，通过考试者为“生员”，俗称“秀才”。
[4]明清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为第一级，本省生员与监生可应试。中式称为“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