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新教（说德语信奉新教）

说德语信奉新教奥匈帝国的赫尔米尼娅·伊莎贝拉·玛丽亚·福利奥·德·克兰纳维尔伯爵小姐（1883—1951），在1907年出于对爱情的追求，不顾父母的反对，嫁给了英俊的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地主维克多·冯·簇尔·米伦（1。

奥匈帝国的赫尔米尼娅·伊莎贝拉·玛丽亚·福利奥·德·克兰纳维尔伯爵小姐（1883—1951），在1907年出于对爱情的追求，不顾父母的反对，嫁给了英俊的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地主维克多·冯·簇尔·米伦（1879—1950）。

1915年，波罗的海战场中的德国军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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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米尼娅的姓氏“福利奥·德·克兰纳维尔”是法语，她家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流亡到奥地利的法国贵族的后代。这位自幼爱读书、有见识、懂得多种语言、有极好的文化修养的维也纳大家闺秀，对新婚丈夫的家乡爱沙尼亚充满了憧憬。爱沙尼亚当时在俄罗斯帝国统治下。

然而到了夫家，等待她的只有失望。维克多的整个庄园只有两本书，一本是《圣经》，一本是色情文学。

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贵族，显然不像奥地利贵族那样重视文化。而且俄国的书报审查极为严苛，进口的报纸和杂志上会有大段大段的内容被审查员涂黑。赫尔米尼娅从娘家寄的百科全书在经过俄国海关时，里面关于俄国历史的章节被全部涂黑。

无书可读的赫尔米尼娅，只得去较大的城市多尔帕特（塔尔图），在那里购买了大量书籍并订阅了杂志。回家之后，她遭到婆婆的质问：“你要这么多书干什么？好的主妇要照料全家，怎么会有时间读书？”

赫尔米尼娅的生活方式，比如每天洗两次澡和穿彩色衣服，也引起公婆的不满。婆婆训斥道：“你已经是结了婚的女人了，穿黑色就行了！”在丈夫和公婆眼中，赫尔米尼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生儿育女。婚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她没有怀孕，婆婆就责怪她骑马太多、洗澡太多。

赫尔米尼娅发现，身为地主的爱沙尼亚德意志贵族与爱沙尼亚农民的关系极其紧张。农民仇视这些高高在上的异族地主老爷。维克多给了她一支左轮手枪，让她独自散步的时候带着，以防万一。

德意志贵族根本不把爱沙尼亚农民当人，她的丈夫经常用木棍殴打农民。有一次，一名农民胆敢唱革命歌曲《马赛曲》，维克多把他打得半死。赫尔米尼娅气愤地跑到琴旁，弹了整整一天的《马赛曲》。她同情贫苦的农民，为他们送医送药。维克多只对两件事情感兴趣，那就是庄园和打猎。有一次他外出打猎，赫尔米尼娅允许农民从庄园谷仓偷走了很多东西，希望这样能稍稍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

被迫生活在文化沙漠和紧张的阶级关系之中，赫尔米尼娅和维克多曾经的爱情很快消失，互相之间越来越无话可说。他们在政治上一个左，一个右，订阅不同政治立场的报纸。邮件送抵时，他们用火钳子拿着对方的报纸，免得污了自己的手。这样的婚姻当然维持不下去。赫尔米尼娅患上肺结核，在瑞士养病，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就没有回去。俄国爆发革命后，她正式与维克多离婚。

1919年，她来到德国，加入共产党，靠翻译英文和法文小说为生，包括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的全部作品。她自己也创作了很多小说，其中不少成为畅销书。1933年纳粹在德国上台，她发表了谴责新政权的公开信，然后流亡英国，生活凄苦，1951年在赫特福德郡默默无闻地去世。

而维克多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组织反共的民兵武装，后来加入纳粹党，1950年去世。到那个时候，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的世界已经彻底毁灭。赫尔米尼娅在作品里描绘了自己在那个世界里的不幸生活，也描摹了那个已经逝去的、令人窒息的天地。

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这个说德语、信奉新教、属于德意志文化一分子却服从帝俄统治的贵族群体，是如何产生，又是如何灭亡的？

12至13世纪，德意志十字军和商人开始往波罗的海东岸的立窝尼亚地区（主要是今天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扩张和殖民。这是所谓“东扩运动”的一部分。

当时那些地方的原住民多为波罗的海和芬兰语系民族，还是不信基督教的异教徒。在教宗支持下，德意志十字军攻击这些异教徒，征服了这片土地，即“北方十字军东征”。波兰人等基督教民族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十字军东征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德意志人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历史与条顿骑士团的历史有很多交叉和重叠。主要由德意志人组成的条顿骑士团及其分支立窝尼亚骑士团，成为当地的一支重要势力，建立了骑士团国家，不断与波兰王国发生冲突。同时还有里加大主教区、汉萨城市但泽等主要由德意志人领导的政权，它们时常与条顿骑士团国家发生摩擦。

条顿骑士团国家在1410年7月15日的坦能堡之战（或称格伦瓦德之战）中惨败于波兰王国，开始衰败。后来骑士团属下的许多市民和世俗贵族（多为德意志人）起来挑战骑士团的统治，发生内战，甚至与波兰人结盟，最终导致条顿骑士团一蹶不振，随后世俗化成为普鲁士公国，臣服于波兰王国。而在骑士团国家内战中发挥作用的许多雇佣兵，在当地扎根，有些人的后代就是近代普鲁士的容克贵族。

德意志人在波罗的海地区逐渐取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主导地位，成为精英和统治阶级，但人口始终不超过总人口的10%。1881年，波罗的海德意志人有18万人，1914年为16.2万人，他们统治着非德裔的原住民。该地区的大部分主要城市，比如里加、烈韦里（塔林）、多尔帕特（塔尔图）、米陶（叶尔加瓦）都是德意志人建立的。这些城市与汉萨同盟合作，从事海上贸易。

德意志贵族的庄园里，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农奴为其劳作。农奴的权利和自由极少。农奴制一直到19世纪初才废除，不过比俄国本土废除农奴制还是早半个世纪。

最早在波罗的海地区定居的德意志贵族，是与条顿骑士团、立窝尼亚骑士团等一起开展“北方十字军东征”的军事征服者，也有一些是后来从威斯特法伦等地迁徙到波罗的海地区的，如兰姆斯多夫伯爵家族。

16和17世纪，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常为波兰、瑞典和俄国君主效力。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往往是勇敢强悍的武士，熟悉当地的条件、传统和语言。任何想要控制和管理这些地区的人，都需要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的合作。

18世纪，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被俄国吞并，波罗的海德意志人成为沙皇的臣民，但享有高度自治权。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组成了四个封建色彩浓厚的骑士法团：立窝尼亚法团、爱沙尼亚法团、库尔兰法团和厄泽尔（今天的萨雷马岛，属于爱沙尼亚）法团。这些骑士法团在1890年之前享有很高程度的司法权、教会与学校管理权和收税权。

许多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的贵族身份，是俄国沙皇授予的，在1806年前一般还需要神圣罗马皇帝正式认可。19世纪有很多市民阶层出身的职业人士，比如医生和学者，也获得沙皇的册封。根据叶卡捷琳娜大帝（她本身也是德意志人）的旨意，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可以用Baron（男爵）这个词作为正式头衔，而不是德意志贵族一般用的Freiherr。

很多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在俄国攀升到高位，比如米哈伊尔·巴克莱·德·托利（1761—1818）是拿破仑战争时期的俄国陆军元帅，一度担任俄军总司令。利芬家族也是波罗的海德意志人的名门望族，出了很多为俄国效力的将领和外交官。夏洛特·冯·利芬（1743—1828）是俄国宫廷总管，是保罗沙皇的儿子们（包括后来的尼古拉一世沙皇）的保姆和教师。她的儿子卡尔是俄军将领和教育大臣，另一个儿子克里斯托弗也是俄国将军，曾陪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参加奥斯特里茨战役，还当过陆军大臣和俄国驻英大使。

德国首相克洛德维希·霍恩洛厄-希灵斯菲斯特侯爵（1819—1901）的儿子亚历山大说，俄国历代沙皇最忠诚和最爱国的臣子与仆人，就是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而霍恩洛厄侯爵的妻子就是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并且是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名将、俄国陆军元帅彼得·维特根施泰因侯爵（1769—1843）的孙女。透过这层关系，霍恩洛厄首相在俄国也是一位大地主。

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是一个封闭的小社会和小团体，主要在内部通婚。1860年至1914年，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的2060门婚姻中，有58%是在其内部解决的，20%是和非贵族的本地人结婚，22%是和俄国女人结婚。像维克多·冯·簇尔·米伦这样与外国女人结婚的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实在是非常罕见。

1914年，爱沙尼亚的德意志贵族拥有整个爱沙尼亚行省土地的58%。类似德国与奥地利的情况，到了这个历史阶段，很多贵族无法适应工业化、资本主义化的新时代，无力维持自己的庄园运转，不得不将土地卖给资产阶级人士。到1902年，401座爱沙尼亚德意志贵族庄园中有79座被卖给了平民。

也有一些贵族地主想方设法适应新时代，继续从事农业。他们进口化肥，改革传统的耕作方式，从事林业和畜牧业，并开始使用现代化的农业机器。1914年之前的30年里，爱沙尼亚、立窝尼亚和库尔兰的农业生产增加了20%到30%，不过这需要贵族给自己的庄园大量投资，很多贵族无力承担。出身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家庭的地质学家亚历山大·冯·凯泽林伯爵（1815—1891）说：“在爱沙尼亚当地主很难，因为发不了财。”

19世纪中叶，长期受压迫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人开始觉醒，出现了自己的中产阶级和民族主义。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地主开始受到挑战。地主维克多·冯·簇尔·米伦与农民的紧张关系就是一个例子。

这个时代的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仍然维持着浓郁的封建色彩，顽固保卫自己的封建权力和特权，不肯接受俄罗斯帝国政府施加的改革。直到1890年代，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古老的司法权才被取消。亚历山大二世沙皇在1864年推行改革并设立的法庭，才在这些地区取代了德意志贵族的庄园法庭。

俄罗斯帝国政府对波罗的海地区推行俄罗斯化，但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不理睬帝国政府的措施，固守自己的德语、德意志文化和新教信仰。与此同时，他们继续压迫当地民众，拒绝与其分享权力。那么，他们遭到当地人的仇视就不足为奇了。

1905年，俄国爆发革命。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非常激烈的波罗的海地区，也爆发了农民起义。德意志地主的庄园遭到攻击和纵火，一些德意志人被杀。库尔兰和爱沙尼亚有184座庄园被烧，90名德意志贵族地主被杀。

德意志贵族和军官与俄国政府军联手，残酷地镇压了暴动农民，还计划把2万德裔农民移民到库尔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左右为难。帝俄政府视他们为潜在威胁和第五纵队，关闭了德语学校，并命令德裔人民迁往俄国内陆。如果他们忠于俄国，德国又视他们为叛徒和民族罪人。

1915年，德军占领了库尔兰。1918年3月《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之后，苏俄退出战争，德国又占领了波罗的海沿岸的剩余地区。德国政府打算在战后将大批退伍军人安置到库尔兰。

1918年1月，立窝尼亚和爱沙尼亚的德意志贵族向苏俄代表宣布，他们要脱离俄国。春季，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宣布建立独立的库尔兰与塞姆加仑公国，并计划向威廉二世献上这个公国，与普鲁士王国合并。德国政府打算建立一个“联合波罗的海公国”，由梅克伦堡公爵阿道夫·弗里德里希当波罗的海公爵。由于德国战败，这个计划化为泡影。

十月革命之后，俄国贵族遭到布尔什维克党镇压，留在苏俄境内的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也属于“阶级敌人”。200位来自爱沙尼亚的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被苏俄军队逮捕并押送到西伯利亚。不过列宁希望与德国议和，所以保护了这批囚犯。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的谈判过程中，德国政府得到了苏俄的配合，于是这批在押的贵族得到释放。

战后的新格局里，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相继从俄国独立。在抵抗布尔什维克党的战斗中，大批德意志贵族组成志愿军和民兵队伍，与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民族主义者有合作关系，但也常和他们发生冲突。民族冲突和意识形态冲突混合在一起，难解难分。德意志地主的庄园常常遭到当地民族主义者或共产党的袭击。

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独立之后都实施土地改革，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而大多数地主都是德意志人。这直接导致很多德意志贵族破产，大批德意志人逃往德国，德意志贵族在波罗的海差不多800年的主宰结束了。

仍然留在波罗的海国家的德意志人作为少数民族，往往受到种种限制，比如不能担任公职、德语学校受管制等。1920年，4个骑士法团失去了曾经的政治权力，仅仅是民间社团。

苏俄内战期间，很多波罗的海德意志人站在白军那边，反对布尔什维克党，比如曾帮助外蒙古独立的“疯男爵”罗曼·冯·温甘伦-施特恩贝格，“黑男爵”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1878—1928）将军。弗兰格尔是白军的主要将领之一。与很多白军将领不同的是，他不容忍士兵欺压平民或者劫掠财物。温甘伦的地位比弗兰格尔低，但更有传奇色彩。

1939年，拉脱维亚里加，港口内被迫返回德国的德意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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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信奉君权神授的沙俄军官温甘伦与红色政权势不两立，成为白军将领，但又不服从反共力量领导人高尔察克，所以温甘伦成了割据一方的军阀。此时俄国天下大乱，形形色色的武装力量多如牛毛。温甘伦组建了所谓亚洲骑兵师，兵员据说有16个民族，包括俄国人、布里亚特人、蒙古人、汉人、满族人、西藏人、波兰人和日本人。凭借这支力量，温甘伦在俄国远东地区开辟了自己的地盘，与红军对抗，同时实施白色恐怖统治。

他的敌人称他为“疯男爵”。温甘伦的最著名行动是以1500人的亚洲骑兵师打败中国军队，夺取了外蒙古，并帮助外蒙古的宗教和世俗领袖活佛博克多汗于1921年2月恢复大汗之位。博克多汗册封俄罗斯帝国陆军中将温甘伦男爵为亲王。温甘伦成为外蒙古的实际掌权者，大肆迫害和杀戮犹太人以及他眼中的“赤色分子”。很多蒙古人相信他是藏传佛教中战神的化身，甚至是成吉思汗的化身。传说他的长远计划是以亚洲为基地，借助马背民族的力量恢复罗曼诺夫皇朝在俄国的统治。

这个幻梦注定要破灭。1921年9月，拥有飞机大炮和装甲车的苏俄红军打败温甘伦的薄弱骑兵队伍，温甘伦本人被俘，遭到审判和枪决。他的死讯传到蒙古，博克多汗命令在全国的喇嘛寺为温甘伦举办悼念仪式。

1940年6月，根据《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被苏联吞并。在此之前，几乎全部波罗的海德意志人约18万人，被第三帝国安置到德占波兰领土。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也“回归”德国。

1945年，大多数波罗的海德意志人被苏联军队驱逐，定居到新的德国边界内。在逃亡过程中，发生了大量人道悲剧。1945年1月30日，运载难民包括大量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和伤兵的“威廉·古斯特洛夫”号邮轮被苏军潜艇击沉，估计有5000到9000人遇难，是“泰坦尼克”号死亡人数的好几倍。这是历史上遇难人数最多的海难。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的小说《蟹行》记述了这起悲惨事件。

苏联统治时代，波罗的海德意志人留下的文化遗迹几乎被铲除殆尽。今天的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生活在世界各地，其中很多生活在芬兰、瑞典，但大多数生活在德国。1949年之后，他们组建了“波罗的海骑士法团联盟”，它后来参加了“德国贵族社团联合会”。

爱沙尼亚在1991年独立之后，德国的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协会向爱沙尼亚总统写信，宣布他们都不会寻求收回曾在爱沙尼亚拥有的土地。第一任德国驻爱沙尼亚大使和驻拉脱维亚大使，都是波罗的海德意志人的后裔，这也增进了德国与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