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会是有组织的行为，其组织性主要体现的是家族及其自组织意识。崞县二月二史家岗庙会，会期三天，主要是祭神、唱戏、舞龙灯、转九曲、商品交易。庙会与传统节日的共时性主要体现为节期的一致性或相同性。十七日早晨，本届会头携带爆竹，用茶盘端着请柬和馍馍，来到新会头家门前，点燃爆竹，高声道喜，然后推门进家，完成交接仪式。另一尊站在左下方，体态较小，持刀，黑脸，称骑马老爷。十六日，再以同样的仪式将老爷送回。
庙会是有组织的行为，其组织性主要体现的是家族及其自组织意识。庙会还强化了社群关系，稳固着熟人社会。
“节日是文化的节点，是民众精神生活的集中体现，是人们沟通、调节天人关系、人际关系以及安抚、表达人们内在情感的动机。”庙会和传统节日都是村落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庙会与传统节日之间既表现出节期的“同”，也存在内容上的“异”。
庙会与传统节日为何会节期相同？
庙会是民众日常生活世界中活态的、间发的、周期性的民俗事象。是在特定地域由特定人群组织，以敬拜神灵为核心，私密性与开放性兼具，有着节庆色彩的群体性活动和心灵图景。庙会和传统节日首先表现为时间制度的共时性。
比如农历正月二十是我国传统的添仓节。五台山境域内俗称小天仓。是日清晨，打扫院子，在院中心用柴灰撒成铜钱样式图案，即“打窖”。在“窖”中心放置少许谷物，小天仓放小麦等，祭祀“天仓星”，祈祷五谷丰登。而在这一日，也多有庙会活动。1948年添仓节，崞县城关将传统庙会改为骡马大会，会期六天，主要是方便农民买卖牲畜、农具和粮食，为即将到来的春耕生产做准备。《晋绥日报》对此庙会也有记载：“二月二十九日（旧历正月二十），城关举行骡马大会……集会期间各地有大批牲畜、粮食等涌来，赶会群众亦在两万人以上。”
再如农历二月二是我国的传统节日。民间流传着“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的民谚；还有“二月初一龙睁眼，二月初二龙抬头，二月初三龙出汗”的传说。也就是说二月初一这一天，休眠了整整一个冬天的龙开始苏醒，初二这一天“抬头”开始新的一年，初二以后，雨水将越来越多，泽润大地。繁峙、崞县还有剃头、理发的习俗，寓意去除压在头上的“重发”，以便昂起头来，开启新一年的生活。还有与龙有关的“引钱龙”习俗。传说二月初二这天能捞到钱龙。若将钱龙引到家，一年四季财源如注。即使捞到其他异物也可以交好运。故这一天，家家都要早早起床到河边、泉池或者井上挑水。水挑回后先舀一碗供于财神爷前。上面放置一双筷子，筷子上缠一根红头绳，绳的两端各拴一枚铜钱，一枚置于碗中，一枚放在面蒸的“钱龙”上。然后点灯、燃香、放炮，以示将钱龙引回家。二月二传统节日习俗始终围绕一个“龙”字，是我国龙文化在民间习俗中的反映。
同样，这一天各地举办二月二庙会。比如繁峙东山底二月二庙会。时间为农历二月初一至初五，为期五天，初二为正日。主要活动有商品交易、祭神、唱戏、耍玩意儿等。相传，该村村东的山酷似两条巨龙，村内有两颗明珠，龙头伸到村旁的羊眼河中，形成二龙戏珠之势。古时村名为二龙湾。后来，龙心被挖，从此以后，灾荒连年有，人畜瘟疫患。百姓为祛灾荒，便开始盛办各种娱乐活动，以求上苍保佑平安。该庙会始于明崇祯元年（1628）。梨峪村二月二庙会，时间为农历二月初一至初三，为期三天，初二为正日，主要活动有灯会、商品交易、唱戏、耍玩意儿等。崞县二月二史家岗庙会，会期三天，主要是祭神、唱戏、舞龙灯、转九曲、商品交易。尤其是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一、初二、初三晚上，邻村的民众都要赶到史家岗村观看舞龙表演，舞龙队伍首先绕七星阵舞动龙灯，中途在“九曲黄河湾”表演，最后在玉皇殿前广场上的表演最为隆重和热闹，上下翻飞的龙灯和夜空绽放的礼花，将庙会推向高潮。定襄二月二芳兰庙会，在二月初二前后五天内将龙王爷从山上接回村中大寺的神棚内，请鼓班，唱大戏，礼牲摆供，烧香敬纸。
庙会与传统节日的共时性主要体现为节期的一致性或相同性。庙会与传统节日为何会节期相同？以二月二传统节日为例，二月初二既是中国传统年文化的结束，也是春耕生产周期性的开始，龙抬头、引钱龙习俗寓意着人们对风调雨顺的好年景的期盼和向往。二月二庙会也是借喻了龙文化的精神内涵，通过祭祀龙神，建构神圣与世俗交融的生活空间，使人们的精神得到慰藉。同时二月初二是农闲时节，民众可以在庙会上尽情地表达和释放情感。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由于庙会本身在特定社区中的节庆性质，以及中国人春祈秋报的农耕文化传统，使庙会与传统节日在时间制度上表现出相同性。
庙会与传统节日:内容的“异”
庙会与传统节日虽然有节期上的相同性，但却存在内容上的差异性。比如繁峙下汇村的庙会与传统元宵节同日，但内容却存在较大的差别，庙会对传统节日进行了较大程度的改造。该村的元宵节不叫节，而叫会，即元宵会。首先是选、送“会头”。“会头”即元宵会的组织者或领导者，由一些众人推荐且热心公益的村民组成。成员每年更换，大多新任，个别连任，负责元宵会的诸多事宜，并且决定着元宵会能否办成功。正因如此，选会头和送会头便成了整个元宵会的关键。元宵会一般为四天，正月十三开始，正月十六结束。按照惯例，元宵会于十六日晚一结束，本届会头便根据民意连夜选拔下届会头，第二天送出。会头的产生，虽然村民能猜个大概，但终归不确切，只有十七日送会头仪式结束，才知道下届会头的人选。
送会头的仪式十分隆重。十七日早晨，本届会头携带爆竹，用茶盘端着请柬和馍馍，来到新会头家门前，点燃爆竹，高声道喜，然后推门进家，完成交接仪式。有的新会头预计自己会被选中，因而提前做好准备，从从容容招呼旧会头进门，寒暄、沏茶、递烟。有的则在意料之外，听到鞭炮声和道喜声后，才慌张开门，谦恭而又惊讶地说：“这么重的担子，我能挑动吗？”本届会头肯定地说：“当然，要不怎么会选你？”会头的任务繁杂，责任重大，被选者即使再为难，也会欣然应诺，因为被村民信任是最荣幸的事。新会头一确定，便立即策划和制定下一届元宵会的规模、形式等。秋收完毕，就开始着手订购服装、道具等所需之物，并召集有关人员制定活动的具体方案。选、送“会头”完全是庙会的组织运行模式，使庙会与传统节日从实质上剥离开来。
元宵会的活动场所在兴国寺的戏场院，首先是“起龙”“取水”仪式。舞龙灯是中华民族传统民俗文化活动，其目的是祈求龙王保佑民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刚刚立春，深睡了一个冬天的龙王爷迷迷糊糊，还没有完全醒来。因此需要爆竹鞭炮和笙歌鼓乐将其唤醒，让他知道民间的愿望，于是便有了下汇村的“起龙”。正月十三的上午，舞龙的长者和小伙子早早来到戏场院做好准备，只等司仪一声令下，将长龙挠起，浩浩荡荡向喜神坐值的方向开去。喜神值班是根据天干地支等时序轮换的，每年喜神坐值的方向不同，故起龙的地点也有所不同，有时在东北，有时在西北，不过，大部分时间在东南。到达地点后，燃香焚纸，鞭炮喧天，九点整，随着司仪一声悠长的“起龙啰——”，舞龙的老汉、小伙们便精神抖擞地舞动长龙，让其翻身打滚，彻底醒来。接着，在乐队的吹打声中，高举长龙走向滹沱河岸边取水。所取之水一部分被泼洒到田间和空中，以示对田地的祭拜，余下的带回村供奉在龙王殿。同日，还有“请老爷”仪式。有村必有庙，有庙自有村。由于下汇村在周边村落中建村较早，庙宇建得也最早，所供的老爷自然资格老、威信高，受到的尊崇也最高，于是就形成了元宵会时其他村庄请下汇村老爷去“巡游”的习俗。老爷塑像有两尊，一尊居中而坐，威武雄壮，体量宏大，为坐读春秋老爷。另一尊站在左下方，体态较小，持刀，黑脸，称骑马老爷。邻村来请的，就是骑马老爷。“请老爷”在正月十三进行。邻村一行人，鼓乐开道，仪仗队领头，步行而来，用八抬大轿抬上老爷再步行回去，场面甚是壮观。十六日，再以同样的仪式将老爷送回。若哪一年商定好了，想让老爷去巡游一年，则第二年的正月十三再由下汇村村民以同样的仪式将老爷请回来。老爷的一“请”一“送”，既沿袭了村落的惯习，维护了村落秩序，又加强了村际之间的关系。
庙会与传统节日首先遵循的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大传统，但特定区域的庙会与传统节日已本土化和在地化，同时具有小传统的特点。庙会和传统节日是民俗的承载体，集中展示和传承着民俗民间文化。比如每年元宵节代州聂营、峨口、富村一带有“起老杆”习俗。首先，元宵节这天村民们要在野外空地上挖一个大坑用来固定社火架子，把几根大木杆绑在一起，长度要求24米，准备工作做好后，村民们带着鼓乐队吹吹打打去老爷庙接上关老爷观赏烟火表演，顺便去烟花制作人家里迎取各种土制烟花，到达目的地后给关老爷敬香磕头，进行一系列的祭祀活动。接着，开始起老杆的系列活动，即绑杆、布炮、奏乐、起老杆，完成后等待夜幕降临点放烟火。全架烟火由“四个斗一座城”“老爷开城门”“猴子撒尿”“月食”等烟花组合而成。主体烟花点燃前有一种叫背架的社火表演，一个壮汉身穿厚棉袄，背上绑个架子，架子上布满花炮，点燃后到处乱窜达到驱赶人群以保安全的目的，也增添了热闹气氛。背架表演结束后主体烟花点燃，“猴子撒尿”调皮好笑，百花齐放，五彩缤纷。其中最为经典的就是“月食”，当月亮由满月变成残月，完全变黑后乐队开始奏乐，烟火制作人用一个自制的点燃器（走兔）点燃月亮的火药捻子直到月亮复圆。这个环节不允许失误，否则村民会认为不吉利，所以这项工作需要过硬的技术。“起老杆”习俗是代州特有的民俗事象，也是庙会与传统节日在地化的结果。庙会是民俗集中展演和传承的载体，民俗又不断充实着庙会的内涵，“描绘”着区域庙会的历史和现实图景。
五台山境域的庙会与传统节日是大传统与小传统的结合，庙会具备了承载传统节日所有功能的条件。民国时期，尤其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建立后，随着边区政府对庙会与传统节日的改造，二者的差异性越来越小。
《明清至民国五台山境域庙会与村落生活研究》
赵新平 著
本书在广泛开展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运用了大量的碑刻、题记、村志、家谱等珍稀资料，借鉴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等相关学科理论，较系统地研究了明清至民国五台山境域庙宇在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尤其是庙会与村落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内在联系，对人们全方位了解神圣空间和世俗空间建构下的五台山境域村落生活图景，透视乡村生活的实态逻辑，探寻地方社会的变迁规律，以助推五台山境域乡村振兴提供有益参考。
赵新平，山西省教学名师、三八红旗手、模范教师、“三晋英才”拔尖骨干人才。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区域社会史和文化史等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