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此时鼠尚未与子建立起联系。但在殷周金文中却未见“鼠”字，多半是难登于庙堂重器之上。因其为祸，而成为人们占卜凶吉的依据，从而进入十二辰。可惜这座墓遭到破坏，未见到鼠的形象。南方地区则比较流行塑十二生肖俑，以两湖地区为代表，形制有人物头顶、手持动物以及兽首人身，数种形式。可见，十二生肖的功能进一步弱化，且有进一步向吉庆、装饰转变的趋势。
图一
图二
张翀
文人雅尚清寂，自然不肯画老鼠娶亲、嫁妹题材的热闹画，只得另辟蹊径，开始用松鼠替代鼠作画。这一灵巧转化，也趋近了松竹等林木花卉题材，易于画家发挥，颇有鼠之狡黠。
今年是庚子年，所谓干支纪年，甲骨文中已然出现。所谓天干地支，其源于商人的十日旬祭。祭事繁复，不去详谈。而甲骨文中亦有“鼠”字（图一）与“子”字（图二）。不过此时鼠尚未与子建立起联系。卜辞中“帚鼠”并不少见，如“壬子……[帚]鼠其死”（《甲骨文合集》2805）。帚字应为洒扫的初义，“帚鼠”则可以理解为捕鼠。可见当时已有鼠害。现在安阳殷墟，还发现有竹鼠的遗骨。两者有何联系，不得而知。但在殷周金文中却未见“鼠”字，多半是难登于庙堂重器之上。《礼记·郊特牲》中则有祭祀迎猫的记载，“迎猫，为其食田鼠也”。
《尚书·禹贡》中有“鸟鼠同穴”山，具体位置亦不可考，而“鼠”指的是鼠兔，与今天所言的鼠无涉。但《诗经·硕鼠》已然是鼠对人的困扰，“硕鼠硕鼠，无食我黍”。虽然也是一种喻譬，但较之佛门经典“二鼠侵藤”则更为贴近人之生活。近来学者根据安徽大学收藏的竹简上的两处异文，考出“硕鼠”可能就是“鼫鼠”，《说文·鼠部》《尔雅》以及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亦有说，也称之为“五技鼠”。《左 传》成公、定公等篇章中亦有鼷鼠啃啮牛角的事情。而后者出处《法王经》也多被认为是伪经。在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中，郑太伯就以鼠为喻评价郑国庄公叔段之乱，称之为“牢鼠不能同穴”，一举改变《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中郑伯的谦谦形象。
以上，鼠多是负面的形象。因其为祸，而成为人们占卜凶吉的依据，从而进入十二辰。甘肃放马滩出土的秦简《日书》中，十二地支与十二时辰相配，虽与后世的十二生肖不尽相同，但鼠已明确出现。同地所出的简中，又以老鼠上不上窗台来占卜吉凶。可见，进入十二时辰，有占卜凶吉的根源，另一方面也是古已有之的四时五方的转化。至迟在唐开元前后，阴阳五行十二属相配的纪年法已影响到吐蕃、回鹘等地。又因地处偏远，文化交流有“屏风”式的阻断，使得当地十二属相并未下沉至民俗，纪年纪日沿用到清代。甘肃肃州发现的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上，即有“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八，‘执日’，辛鼠日”，即是用鼠来纪日的。
北魏卢元明《剧鼠赋》首以鼠为赋，其文曰：“群鼠乘间，东西撺掷。或户间出额，或床上捋髭。貌甚舒暇，情无畏惕”，人们对鼠的既爱且憎的矛盾心理也可见一斑。北周宇文护之母曾有书信，“昔在武川镇生汝兄弟，大者为鼠……”云云。显然在南北朝时期，人们已用鼠来表明属相了。南朝梁沈炯亦作有《十二属诗》，其中开篇即是“鼠迹生尘案”。山东临淄北朝崔氏墓地中就出现了十二生肖的陶塑。可惜这座墓遭到破坏，未见到鼠的形象。从烧制技法看，很可能受到当时佛龛制作的影响。
山西太原北齐娄睿墓墓室上栏一周绘有十二生肖的壁画，正北为鼠，现仅残存嘴巴胡须部分。不独有偶，河北的湾漳北朝大墓、朔州北齐墓等的墓室中均见有十二生肖图，渐成系统。王倩认为，十二生肖合同四神、二十八宿构成宇宙世界，鼠处于正北，或与玄武相对。隋至初唐，以长安为主的北方地区多在墓志盖四边壸门内镌刻十二生肖。隋开皇七年（587）宋忻夫妇墓为较早的一座，志盖上的十二生肖与四神相配。然将四神放置四刹，鼠则位于正北子位。南方地区则比较流行塑十二生肖俑，以两湖地区为代表，形制有人物头顶、手持动物以及兽首人身，数种形式。在武汉地区多能见到这些形式，前者属隋文帝年间的武汉周湾大墓中的生肖俑，后者兽首人身则在东湖岳家嘴砖石墓中可以见到。这与南地近巫不无关系，而后逐渐影响到北方。
长安地区的十二生肖俑以天宝四年（745）的韩森寨唐墓中的最为大观，俑高38—43厘米，兽首人身，皆着红绿彩绘的宽袍大袖。最为难得的是，在这座墓中首次看到，子鼠与午马成正北南中轴线分布。之前虽发现了不少生辰俑，但位置多有扰动。民间信仰虽然流行广泛，也难守一定之规，如扬州司徒庙镇的唐墓则有三彩十二生肖俑，只有九件，未全“十二生肖”之数。而西安西郊西昌县令夫人史氏墓中的生肖俑虽然是十二件，但鼠却出了两件，其中原因亦未可知。
五代辽宋时期，十二生肖俑在北方基本绝迹，然在南方故地虽然依旧，并有向文官俑转向的迹象，如天福四年（939）吴越钱王元妃马氏康陵中，十二生肖就为文官形象，亦有贴金彩绘浮雕的工艺。形象的变化导致神格位份的松动，此墓中的四神在与十二时神的博弈中开始占了上风。北方辽墓虽然不见有时辰俑，却将时辰神的形象绘成壁画，与天官、星宿等壁画系统杂融。值得一提的是，河北宣化下八里天庆七年（1127）张恭诱墓，墓室顶部外区有十二生肖，皆是文官形象，仅头部顶着生肖，鼠（子）马（午）正对外，内区则有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可见，十二生肖的功能进一步弱化，且有进一步向吉庆、装饰转变的趋势。两宋民间信仰杂且盛，让十二生肖俑改变了原生态，亦使其从地下走向世俗生活，成为十二元辰，或称元神。如敦煌十二元神图题记：“右件十二元神，凡人本命之日，于夜静烧银钱、駞马、名香、恭菓、并尽形供养，必得除灾添寿，故安。”十二时辰的神格开始降低，并逐渐走入民间，有点类似于摩睺罗的情况。这一时期的宗教与信仰是将崇尚和杂祀糅合在一起的。福建、江西等地，仍然有十二生肖俑。如江西朱济南墓，除十二时辰俑外，也有仰观伏听、张仙人等塑像。也因为各种信仰互为纠缠、羁绊，使得十二元辰的神性并未灌注于动物本体之上，尤其是鼠这种极其矛盾的动物。
唐宋以及明朝，以鼠为主要对象的文学作品并不多见，除前揭卢元明的赋外，亦有唐陆龟蒙《稻鼠赋》、宋刘克庄《劾鼠赋》、明桑悦《鼠赋》、孙承恩《贪鼠赋》、刘纲《鞠鼠赋》、孙永柞《憎鼠赋》，多以鼠类的贪黠性格来做比兴。这些性格也多半出于人的想象。唯独苏轼《黠鼠赋》翻出一新，描写一只被装进袋中的老鼠，发声引人注意，继而装死，诱人扔出之后，落地脱逃，着实有趣。而以鼠入画则更为特殊，邓椿《画继》“禽兽虫鱼”中并无“鼠迹”，只在“铭心绝品”目下记载有黄筌的《鼯捕鼠图》。《宣和画谱》十五卷记载有边鸾《石榴猴鼠图》，应是在本卷“花鸟”中的逸品。此外，钱选也画过《硕鼠图》《禾鼠图》等关于鼠的画作，可惜并未传世。然从邓文原的《题钱舜举〈硕鼠图〉诗》来看，图画可能也多从《诗经》化出，“禾黍连云待岁功，尔曹窃食素餐铜，平生贪黠终何用，看取人间五技穷”。总体说来，这些有关鼠真实形象的描绘，皆不脱大足石刻《猫鼠图》的意涵，是将鼠作为人的对立面来画。这样显然是题材比较狭窄，画作鲜少也可想而知。
元明之后的画坛，文人画成为重要的阵营。文人雅尚清寂，自然不肯画老鼠娶亲、嫁妹题材的热闹画，只得另辟蹊径，开始用松鼠替代鼠作画。这一灵巧转化，也趋近了松竹等林木花卉题材，易于画家发挥，颇有鼠之狡黠。比较而言，较早画松鼠的钱选、葛淑英多半只是单纯绘之，到了朱瞻基、孙隆等人，则有意混淆。彼时，吉祥寓意文化也于民间滥觞。两厢映衬下，八大、虚谷、华喦、赵之谦等均有松鼠的画作，形成系统，并影响后世。甚至竹刻“三朱”之一的朱缨刻有一件竹雕松鼠纹盒，讨人喜庆。而虚谷《柳栗鼠图》则翻作新曲，松鼠翻转腾空的姿态跃然纸上，承袭黄筌以来的写生之法。
而真实的鼠像，则有任熏《十二生肖图》，其首开则为书房闹鼠，其渊源或出自雅集、博古图，在主人案头则绘置一柄汉代雁足铜灯。老鼠、油灯等图像语码，被齐白石所借鉴。他的《灯台三鼠图》，画风更趋近民间，大众喜闻乐见。这就是从干支“子”而至鼠的故事。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