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张路延姚谦从未失去他的好奇心。香港有林夕，台湾有姚谦。他最为人所熟知的身份，莫过于金牌词人的封号，张小燕盛赞他“最懂女人心”，女歌手唱他的歌走红，女人们听他的歌共情。而在最初，好奇心则让他从外界获得滋养。当时的姚谦，还处于写情歌能触动自己的时期，王菲一首《我愿意》，就源自他看八卦杂志的灵感。忠于自己的存在感姚谦说，他是一个可以为了好奇心付出代价的人。
封面新闻记者 张路延
姚谦从未失去他的好奇心。
11月26日，在方所成都店“生活是一首歌”讲座上，他重复最多的一个词语，是“好奇心”，在接受封面新闻记者专访时，这个词语依然保持了高频率，粗略一算，整整提到了十次，每一次提起，都携带着不同的人和事，它们构成了他的过去、现在还有未来。
香港有林夕，台湾有姚谦。他最为人所熟知的身份，莫过于金牌词人的封号，张小燕盛赞他“最懂女人心”，女歌手唱他的歌走红，女人们听他的歌共情。
然而，光阴行走间，他却渐渐停下了写情歌的步伐：我已经56岁了，还乔装28岁，我自己都觉得有点矫情，我情愿面对自己的年龄，写56岁该有的困惑。
而在最初，好奇心则让他从外界获得滋养。
他说，之所以能“最懂女人心”，是因为喜欢听故事。“我常说笑，男生要听女生话，我是靠女人发财的，我愿意听她们倾诉，那些触动我的故事，我就拿来写歌词。”
当时的姚谦，还处于写情歌能触动自己的时期，王菲一首《我愿意》，就源自他看八卦杂志的灵感。
“有次，我搭飞机，翻到八卦杂志上一组照片，他们拍到了王菲一早出门，在胡同里倒痰盂上公厕的照片，那样一个女明星，却甘愿做这样的事情，我看了很感动，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第一句歌词就冒了出来。”
写作让我不再重复昨天的自己
如果不是因缘际会，第一个拿到的是唱片公司录取通知，现在的姚谦，也许前缀或标签，会变为电影业或出版社。
他说，自打有记忆开始，他就爱看书。小时候，台湾有个儿童杂志，叫《国语日报》，他很爱看，但父母薪水有限，只能断断续续地订阅：
“每次停之前，爸妈就会跟我说，下个月没有了，我们有钱了再订。有一天，当时正好停订了，送报员从家门口路过，我看着他，他停下来，把手术的报纸递给我看，我赶快拿着报纸，飞快地看完，再赶紧还给他。”
他说起自己的少年时代，每当考试考得好，父母都会奖励给他故事书，他自己看不够的，再管同学借，一来二往，看了很多书，也播下了文艺的种子。写作文，一直是他的强项，后来，慢慢长大，在杂志上投稿发表，征文比赛也能拿奖。
虽然一直情牵文艺，但在他的履历里，喜好与现实冲突，曾一度划下顿号。
大学毕业后，因为务实的关系，他第一份工作是汽车公司展示员，自己并不喜欢，因为职业的特殊性，生活并不规律，身体也出了问题，就回家修养了半年。期间，他一个人去徒步，从台南走到台东，重复思考一个问题：
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细想后，他清楚了自己的答案，想做的三个行业，分别是：出版、音乐、电影，于是付诸行动，为了应聘成功，还搬到了台北。后来，拿到的第一个offer，来自海丽唱片，“如果第一个是电影公司或出版社，我应该就在那里了，我是那种有耐心的人，可以在一个行业熬十年。”
这一呆，就是二十年。
这二十年的音乐行业里，有起落，有浮沉，但无疑都有他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自觉年龄和创作不合时宜，写歌无法点燃他好奇心时，他选择了逐渐淡去，并找到了另一个出口：写作。
“我特别感谢当时找我写专栏的人，写作让我重新了解自己，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写以前类型的歌词，不再能刺激到我，我不想再重复昨天的自己，我想要面对我当前这个年纪的困惑，并把它记录下来。”
在他看来，相比写歌而言，写作给予他不同的表达：
“它们有相同的地方，都是记述，一件发生过的事情，它本来是一个主观感受，但有了记述这个形式，就已经有了旁观感受。写作和写歌的不同在于文体，歌词是有限定的，它的表达也是，写作则相对更自由，它让我有更多的角度，表达我眼中的世界。”
同样是写作，他也有属于姚谦的独特之处，比如书写，相比键盘的迅速敲打成字，他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书写习惯，是喜欢手写输入法，即便抱着iPad，也是用手指一点点写出文字。
“手写，会让我更慢一点，我发现，快和慢不一样，快是当下的迅速反应，慢有一个停顿，多了一个琢磨、思考的过程，对我来说，慢一点正合适，我一边写东西，一边停顿，不停检查，不停回头看。”
相较于手写的停顿，写歌的停顿，也让他有了更多思考，在写作这个过程中，他和写歌这个备受瞩目的标签，也在逐渐和解。
“我刚开始写作时，有点抵触写歌词那个姚谦，我希望自己有一个新的过程，不要总是和写歌绑在一起，我刚开始出书时也是，出版社问我，能不能找一些歌手推荐，我知道他们会愿意帮忙，但我比较抗拒。”
后来，在写作中，他逐渐意识到写作和写歌的共鸣，有时在书写某些文章时，他发现给予自己的感受，和写歌时很相似，“它们都是我抒发情感的方式，无论写歌还是写作，都是一种自我表达，不能割裂开来。”
同时，他还察觉到了抵触的深意，可能源自内心的害怕，不愿被固有标签所束缚。于是，他干脆直面这种害怕，在前五本书与音乐几无关联时，第六本书，干脆用《如果这可以是首歌》当了名字。
“今年，我才意识到，我之所以抗拒它，是因为我害怕它，写歌这个经历，曾经给我带来很多肯定，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我是害怕失去，我清楚后，反而觉得很安心，那我就去面对你，接受你和我的关联，直面以后，也可以更自如地继续谈论音乐了。”
忠于自己的存在感
姚谦说，他是一个可以为了好奇心付出代价的人。
11月中旬，他在纽约，正好赶上音乐剧《汉密尔顿》(Hamilton)演出，用嘻哈的手法讲述历史故事，很有意思，但早已没票，他想了各种办法，连黄牛票都没买到，只有开场时，提前一个半小时去等，看有没有人退票，结果还是没有，后来开放了两张站票，他足足站了四个小时，依然觉得很值：
我晒出来时，别人都说“呀！你怎么买到票的？！”我还炫耀，只花了50美元，站票便宜得多。
正如听音乐剧一样，他同样着迷于其他艺术门类，比如收藏。如果说写歌、写作是他输出的方式，收藏、旅行，则是他汲取营养的方式。
很早，他就开始收藏艺术品，并且在他人看来，成绩斐然，“我对这个东西好奇，就会想去深入了解它，如果触动到了我，就会想着收一件，后来这些红了、升值了，别人觉得你收藏很成功，其实最初只是好奇。”
在他看来，书写更多是面对自己，而艺术则是一个对照物，通过他人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这个时代，以及他们的思考。
他有一个藏品，在自家院子里，是英国雕塑家Antony Gormley 雕塑，是一个头着地、脚跟朝天的人像，他自嘲花了半生积蓄买，还得为它每年写歌：湿气重，人像会生锈，每年都要请专业修复师清理，为了维护它，每年得写三首歌。
如果说收藏是相对静态的形式，旅行则更为动态，在他的计划里，近年来，每年都会做两次长时间旅行，并且旅途的地点，都是从未有过的尝试，比如去南极、去乞力马扎罗山，以及明年计划出行的印度：
人是有安全范围的，你陷在舒适圈里，人就习惯了，没有好奇心了，相当于静止了。一旦你打破了，你的生命就得到了延长，因为好奇的缘故，我尝试很多新东西，常常有多活了几辈子的感觉。
他说起去非洲，攀登乞力马扎罗山的经历：
我很好奇，为什么攀登会是一种很坚韧的行为？那我去尝试，去攀登非洲最高峰，其实，我当时高反很严重，头非常疼，整个人很痛苦，基本是哭着爬到山顶的，但那次经历，也让我体会到了为何坚韧的缘故。
相比以前住酒店，如今跑到很多地方，他还尝试住民宿，往往别人认不出他来，他也不说，觉得有一种看世界、看他人的方式，很有趣：
人常常说存在感，那是让别人看到自己，其实忽略了自己看自己，我觉得存在感可以是忠于自己的，你的好奇心，让你尝试各种东西，而这个过程，是不懂自我确认的过程。
